吉宁博士观点
一、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和目的
从2005年5月开始，房地产升温、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国内大量上游产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全国的物价上涨和经济过热。特别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各级企业投资热的刚性冲动导致大量重复建设，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长此以往，将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警觉，并主动采取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目前经济形势表现为“四过”：一是投资增长过快。按照经济学原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靠三驾马车来拉动，即外贸出口，投资和消费。2006年上半年我国GPD增长10．9％，然而，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来拉动的。投资偏强，消费疲软，这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究其深层次原因是企业投资过多，民间投资不旺，投资内在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二是信贷资金投放过多。银行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激发了企业的投资膨胀欲，贷款的增长导致国内经济的过热。三是产能过剩。
由于投资的拉动和信贷的刺激，很多产业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局面：一是钢铁，我国是世界第一钢铁大国，钢铁生产能力在3．7亿吨，是美国和日本两国钢铁生产总和，钢铁生产过剩1亿吨；二是水泥，基本建设的膨胀带动了水泥产业兴起，目前我国水泥生产过剩6000万吨；三是电解铝，全国过剩2000万吨。此外，电力和汽车业也露出生产过剩的苗头。这些产业产能过剩是地方企业为了拉动地方GDP增长速度取得政绩，长期重复建设，盲目攀比速度，刚性扩张的结果。四是宏观经济调控过热。一则反应在物价上，二则反应在GDP增长速度上。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2006年年初预计GDP的增长速度为8．9％，实际上半年增长10．9％，高出两个百分点，是继1994年之后的第一个高增长点。经济增长是欲慢不能。经济增长过快，增长质量偏差。这是现行干部管理体制落后带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显得苍白无力。
国内经济专家对我国的经济是“冷”是“热”，说法不一，尚在争论之中。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分析，不能笼统地判定为“过热”或“过冷”，而是“有冷有热，冷热不均”。具体地说：
1.是生产环节热，消费环节冷。
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电力等。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长3％，只是GDP增长速度的1／3。我国居民消费不热，内需不足，购买力低下。例如，今年的粮食价格偏低，大豆1．10元／斤，秋菜2005年是0．23元／斤，2006年是0．12元／斤。由此可见，居民消费偏冷，消费不旺加剧了生产过剩，并导致企业库存增加，产品价格下跌，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
2.是上游产品热，下游产品冷。
上游产品，即第一部类产品，如煤、水、电等能源产品物价增长较高；下游消费品。即第二部类的生产偏冷，日用消费品价格偏低。上游生产资料的涨价带动了整个第一部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例如，石油涨价波及很多行业，农机具需要柴油，“的哥”要靠汽油和收入的差价来获得利润，等等。而石油价格却跟涨不跟落，这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损害了民众的利益。
我国经济的“两冷两热”病，体现在居民消费价格上是通货紧缩的趋势，体现在上游产业产能过剩上是通货膨胀的趋势。中国经济既有“虚冷”，又有“实热”，冷热不均，结构失衡：在这种经济形势和背景下，我们党和国家加大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集中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四个字”问题：即“快”——经济增长过快，“旺”——产能过旺，“多”——信贷资金投放太多，“热”——宏观经济调控走势偏热。
这次宏观调控的目标归纳为六句话十五个字：减速——调减GDP增长速度，压贷——压缩银行贷款规模，降耗——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调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软着陆，稳发展。这次宏观经济调控就是要按照这个目标，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保证“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和措施
1．调整汇率，解决“三高”，推动经济转向。
从2005年7月1日开始，我国主动放弃固定联系汇率，放弃盯住美元的单一价值取向，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从1：8．20起步，2006年3月突破了1：8的大关，随后继续升值，到11月下旬基本升到了1：7．8，现在还在缓慢地小步升值，这是必然趋势。
我国固守30年的汇率一夜之间放开缓步升值，这里既有外在的压力，又有内在的需要。归纳起来，主要是为了解决“三高”：一是外贸顺差高，2005年，我国的出口价值总额是7600亿美元，进口是6600亿美元，顺差1000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高，2006年3月份，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8000亿美元，超过日本，lo月份超过了一万亿美元的大关，成为外汇储备的第一大国(外汇储备前四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日本、香港、台湾，这些亚洲国家都是靠外贸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外汇储备高有喜有忧，喜在增加外汇储备量，特别是进口偿还能力增强，是我国财力充沛的表现；忧是大量本币外币化，国内资金流动不足，造成国内经济贫血。此外，我们把一万多亿美元拿出了一半来买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国债比较坚挺，风险小。美国对此举很高兴，因为美国人既使用中国廉价商品，又借中国的钱花。但是一旦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会跟着缩水，蒙受损失。如2004年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300亿美元。再者，中美倘若翻脸，美国会先冻结中国的资产，这样，美国的国债就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当年美国制裁伊拉克就采取这种做法，我们不得不防。三是外贸依存度高。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是63％，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63％是靠外贸拉动的。经济外向度太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一旦国际风云有变化，先受影响的是中国，正是“外国打喷嚏，中国先感冒”。
解决“三高”的重要经济杠杆是调整汇率，人民币升值适当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三高”，推动中国经济由外贸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十一五”规划集中体现了这个精神。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平稳的、良性的发展。
2．调整利率，适当加息，遏制投资和贷款的过快增长。
贷款的利率越高，企业贷款成本越大，增加利率，可以遏制企业谋求贷款的盲目冲动，使银行信贷规模缩小，解决物价增长过快和大量重复建设等问题。可见，利率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经济杠杆。利用利率的调整，解决我国经济增长过快，投资过旺，信贷规模过高，经济过热等问题．使经济拥有正常的“体温”，才能有健康的体魄。2006年8月19日，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增加了0．27％。有专家预测，国家将于2007年3月份实行第二次加息。加息不是一次能完成的，需要小步慢走，形成一个加息的通道，这样最终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
3．调整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不合理的外在表现是速度过高，内在表现是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为了压缩五大产能过剩的产业规模，中央出台了若干宏观经济调控文件。例如，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点意见》，即“国六条”，之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的“国十五条”，在土地审批上严格把关，坚决叫停过剩行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倡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新的发展观提出“绿色GDP”理念，即经济增长不能光强调数字GDP，还要强调绿色GDP。绿色GDP就是把数字GDP减去三个因素：固定资产折旧、资源能源超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我国2006上半年数字GDP增长10．9％，若减去这三个因素，绿色GDP的增长量在5％左右，这个数字才是真实的、客观的、没有水分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搞数字GDP崇拜，而是要真正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和发展。
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反思
这两年宏观经济调控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上看是“三多三少”：
第一，从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上看，企业行政命令多，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我们还是由于计划经济的行为惯性，喜欢下红头文件，令行禁止，而运用税收、财政等经济杠杆少，市场调控手段运用的不足。
第二，从调控范围上看，调控民营企业的多，而调控国有垄断行业企业的少。如企业叫停部分产业使在建的民企项目蒙受了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企业庇护民营企业家垄断产业，排斥公平竞争，如听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大型垄断企业的意愿，实行汽油涨价，引起全国民众舆论的一片哗然。
第三，从调控的层次上看，调控地方企业的多，频频刹车关闸，而对上层各企业行业主管部门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少。调下不调上，不利于企业转变职能和根治行政审批问题。
再从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上看，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降速欲慢不能。
我国的经济现在上了快车道，想慢慢不下来，其背后的原因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有问题。我国干部体制强调以GDP论英雄，造成部分干部患上GDP狂热症，大搞数字GDP崇拜，大搞形式主义的浮夸风。致使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万元GDP能耗不下的局面。有的地方企业陷入了“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如果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些顽症很难得到根除，那么想把经济发展速度真正降下来，难度很大。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但是转变的效果不尽理想。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问题。我国缺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环境和平台，已被历史证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早是前苏联1936年提出的。那时，苏联的工业化刚刚完成，为了解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经济的盲目扩张型，增强质量提升效益，苏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结果是一直到苏联解体也没转变过来，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很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是在“九五”计划中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十年过去了，我们转变得怎么样？企业还在沿袭计划经济的思维配置资源，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四拍工程”。在国有银行拨改贷时期，企业疯狂上项目，例如牡丹江的大VC，哈尔滨亚麻、轴承三次技术改造等，结果是企业走人了不上项目等死，上了项目找死的怪圈。这些项目都是“四拍工程”：从上往下拍，从前往后拍。定项目拍脑门主观臆断想当然；要贷款拍胸脯信誓旦旦吹牛皮；上错项目拍大腿追悔莫及；企业倒闭拍屁股一走了之。我们的干部为了显现政绩，拉资金上项目，上了项目GDP就掺水，掺了水就被提拔，撂下烂摊子走人。如果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不改变，政绩导向不转变，权力私有制和责任公有制不对称，那么重复建设“四拍工程”难以根治。笔者前段时间去四大煤城考察后向省长建议，煤电一体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产业趋同、产品趋同，势必派生新的重复建设。如果四大煤矿都上坑口电站，看起来是煤能转化为电能，解决了运输压力和环保问题，但是都这么一刀切是不行的。内蒙古的褐煤不能用于工业锅炉只能用来发电，可以建坑口电站，但是我省七台河、双鸭山的煤都是长焦煤和无烟煤等优质煤。如果就地发电，将来国家垄断电价，电价涨的慢，煤价放开涨得快，一旦．煤电价格倒个，那么卖电不如卖煤，谁上的电站多谁赔得多。过去我省曾提出过黑龙江的大豆不出省，就地加工，延长产业链，扩大就业，增加附加值，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大豆你不卖，吉林、辽宁都在卖，夺走了市场，结果却憋死了自己的资源，损害了农民和商家的利益。所以，凡事需因地而宜，因矿而宜。现在我们呼唤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转变职能，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根除重复建设和“四拍工程”。
第三，企业职能转变滞后。
十六届六中全会集中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一个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加大企业职能转变力度，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
我国企业职能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旧胎记表现为“四偏”：一是机构偏大。我国企业机关公务员有1800万人，事业单位2600万人，中国吃皇粮的有近6000万人，行政成本很高，3．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68％解决吃饭财政，搞公共财政无钱可谈。二是职能偏宽。企业是万能审批型，什么事都管，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三是对微观经济干预偏深。投资上项目本来是企业家的事，现在恰恰是企业在干预和指挥。四是行政审批色彩偏重。我们的企业要由审批型转变成服务型企业：多引资少投资，多建环境少建企业，多管服务少管审批。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三个角色，分工是很科学的，即配置资源是市场的事，投资建设是企业家的事，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是企业的事，三件事由三家办，分工很明确。而我国是“三合一”，三件事都由企业来抓，企业配置资源，投资建设，而公共服务这本应由企业管的事却恰恰没管好，职能既越位也缺位，所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不规范、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企业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只能导致两个结果：经济的低效率和政治的高腐败。
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上，企业和市场二者之间相比，哪个更高明呢？我认为因为市场比企业更高明，所以，我们才放弃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而现在我们的企业还是万能企业，宏观经济调控还靠企业发文件、发指令。企业这只手太强，市场这只手太弱，现在应该倒过来。事实证明，市场这只手更高明，更有效。如1994年就放开物价问题我们曾放心不下，认为中国经济短缺，商品不足，特别是粮价不能放开，民以食为天，中国有13亿人吃饭，如果放开物价，价格飞涨，中国人吃不上饭，会天下大乱。实践证明，物价放开后，市场调节得很微妙、很成功，粮食市场没乱，天下太平。所以，树立这样的价值取向，我们企业才能大胆地下放权力，强化市场这只手，弱化企业这只手来一次真正的主辅换位，中国的经济改革才能引向纵深，宏观经济调控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