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一些国内外的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国内的一些企业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和预测。这里，我拟就财政和货币政策谈谈自己的分析，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典”突如其来，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其实，现实情况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最近几年经常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发表意见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就由原来低估的6.5％调高为7.5％。中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性繁荣趋势不会逆转，“加速增长”的链条不会断裂，今年仍可获得“保七（7％）争八（8％）”的业绩，明年8％以上是可以预期的，各方面的最新迹象显示经济的活力依然强劲。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具有内在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会因短期冲击而终止。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增长周期趋势，短期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加速增长” 的中长期趋势不会逆转。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长期繁荣发展趋势不会因短期事件而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深入进行的体制改革，包括企业体制、企业体制和各种要素市场的改革，会进一步释放出内部制度效率；
二是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长，会促使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消费需求长期快速增长；
三是民营经济成长加快，会在强化竞争中全面改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效率；
四是扩大开放促使外贸流量、国际资本流入加速增长，会使内部经济要素在与国际市场连接、整合度提升基础上，全面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率；
五是知识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劳动者伍快速扩大，技术流量的倍数增长，会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六是企业体制创新会使宏观调控付出的代价变小，推动宏观决策效率改进。
从“非典”危机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其中最突出的，一是暴露出现行企业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二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企业自身的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还是比较滞后；二是显示出“非均衡发展模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领域先发展起来）正在出现效率递减趋势，二十多年国民宏观经济政策快速增长，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二年年均达到百分之九点九左右，但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仍然严重不足。
近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政策转变时仍要坚持“积极”淡出的精神，但重点、方式和手段应作适当调整，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向。在宏观经济政策增长的背景下增发国债是可行的，但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大“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
拿发国债来说。我们的公共设施条件还很差，离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差很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还很低，与东部、与城市、与快速的国民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
如果不发债搞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能增加，实体宏观经济发政策展面临的“短边”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安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率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的关系
央行这几年一直提“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实际可不可行呢？提出这个公式以来各年份的数字，无论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不仅没有一个一致，而且相差很远，实际值大大高于公式值，可见央行并没有完全按这个公式来操作。最近十多年的经验表明，要保持百分之八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M2大约需要增长15％左右，调控区间在12％-20％，接近或低于20％，需要向上微调，接近或高于20％，需要向下微调。
二、经济增长率和贷款增速的关系
由于目前的贷款2/3以上给了民营企业家，而民营企业家贷款的预算约束要明显低于私人企业，所以调节企业的贷款行为还不能单纯依赖利率等价格杠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得不利用信贷数量的控制手段。因此，在操作货币政策时，要注意掌握和调控信贷增长速度。从实践情况看，贷款增长速度控制区间大体可以和上述货币供应量控制区间接近。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间接融资比重下降，随着具有硬预算约束的消费信贷、国内私人信贷、外资信贷比重逐渐增加，民营企业家信贷比重逐渐下降，银行信贷的“经济增长效应”会有所提升，从而信贷增长速度控制目标可以视情况逐渐调低。
三、物价变化指标区间应定在零至百分之三之间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四大基本目标之一，是各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国家掌握货币政策风向和力度的重要经济参数，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目标。多高才合适？多高才算是“基本稳定”？我国经济正在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需要十分重视对物价变化的调控。但今后不仅仅是控制通货膨胀，还要注意控制通货紧缩。这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短缺宏观经济政策时代不同了。那么，如何掌握物价变化指标呢？比较而言，中国的物价指标可以定得比欧元区和美国高一些，因为中国经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面临“加速转型”（体制的、结构的、发展的）任务，但为了稳妥些，可留一定余地，将选择区间定在零至3％之间，区间以下为通货紧缩，应当向上微调，区间以上为非常规通货膨胀，应当向下微调。
四、加快金融体制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控制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有可能来自货币信贷政策操作失误；来自货币供应量的短期过度放松，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金融体制的缺陷，特别是来自预算约束依然比较软的民营企业家，既包括实体经济领域的国有工商企业，又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投行等虚拟经济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要钱的积极性非常高，有时几乎是不计成本，不考虑以后能不能还（或者干脆就不打算还？），而如何在，如何在精打细算前提下充分履行回报责任，积极还贷，没有一个持续有效的机制来做保证。
在开放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新背景下，企业应注意减少不必要的“对内管理”，加强“对外管理”；花更多精力研究和应对国际竞争，重点研究那些对我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活动。
这个大进大出的对外宏观经济政策格局，有利于调剂国内市场余缺，缓解商品、资本的供求矛盾，加速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升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货物、资本和人员的流入、流出带来的安全冲击，汇率变动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冲击，以及其他方面的冲击和影响等。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就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减少甚至在某些领域消除这些代价，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企业头上，需要企业花更多的精力、动用更多的人财物来应对挑战，来解决可能造成损失的各种国际经济争端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加强对外经济管理，对对外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细致的调研，搜集详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情报，建立及时快捷的内部预警机制，形成各种备用应对方案，使争端处理的代价最小，保证国家利益最大化。
以往，由于我们企业经济管理的重心在国内，在对外经济活动管理中，花的精力少，人手少，投入小，缺乏主动性和进攻性。“入世”后，我们有了一定的实力（11万亿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3、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和消费，3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市场（人均1000多美元的13亿人口的市场），在有些对外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在对外限制和技术壁垒上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以抬高谈判筹码，控制和影响与我国发生争端的过程。这需要我们在人、财、物上有充足的条件，要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作保证，要实施始终心中有数的对外经济管理战略和策略。
在转变企业职能时，应注意减少不必要的“对内管理”，加强“对外管理”。国内经济在加快市场化、企业化、个体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事情交给了市场、企业和个人，企业在许多领域可以退出来，退出后的精力可以用到公共服务上，用到对外经济管理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外经济管理，包括货物、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入、流出的协调管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安全管理，市场保护管理，国家的战略物资（粮食、能源、外汇等）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管理上，我们要改变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只是“治内”的习惯行为，用“一致对外竞争”代替“内部兄弟竞争”，共同保护和发展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其安排一大批公务员对国内投资项目进行审批，或者在制度安排上让各地、各部门花很多精力争审批权，搞本位利益争夺，有时甚至规定企业这个不能干，那个不准进入，打击保证国内所有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主体的积极性，还不如在对外经济管理上花更多精力。这样，国家的蛋糕做大了，内部分配的整体水平便会随之提升，个人和部门的利益也会随之增加。
最近一段时期，大家的目光主要集中放在国内“非典”对国民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上。实际上，在对外经济管理方面，至少有两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一是巨额外汇储备因美元大幅度贬值带来的损失（较大比例的美元储备至少造成巨大的帐面损失）；
二是伊拉克战争前后我们在高价位大量进口石油带来的损失（今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近年来少有的逆差与急剧增加石油进口有关）。
如果说“非典”造成的损失有的可以弥补的话，对外经济管理中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总之，在“入世”后中国经济出现大进大出的新形势下，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在对外竞争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职能转变、政策体系创新的重要任务之一。
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政策都应当突出“经济增长”目标。当经济处于低潮时，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就业，控制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繁荣；当经济处于高潮时，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抑制“过热”
当经济处于低潮，失业压力较大，物价形势中的突出矛盾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时，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就业，控制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繁荣；当经济处于高潮，甚至出现“过热”，物价形势中的突出矛盾不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时，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抑制“过热”。可见，尽管宏观调控政策一般讲四大目标，但四大目标在不同时期的重点和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科学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应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突出不同重点，做出相机抉择。
综上分析，针对我国目前来说，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是符合国情并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必然选择，对我国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