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不少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宏观问题就是我国“经济过热”，是否我国真的是经济过热呢？所以明确一下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方向和重点，是很有必要的。
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企业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宏观经济分析，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再次把财政扩张和与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关注的中心。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阻滞宏观经济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进而说明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
二、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宏观经济分析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两次宏观经济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地剌激起经济景气，或者说，在制度上还没有创造出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非国有投资的跟进是困难的。
如前所述，国有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分析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特征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宏观经济分析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和银行改革相应滞后，资金供给与产出份额的变动是不对称的。
在市场宏观经济分析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的保证就大，就易于获得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资金，其资金需求也较谨慎。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尚未形成投资供求的市场机制。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衰退，但资金需求依然旺盛，资金供给也相对容易，资金并没有从这个部门中撤出多少。主要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一种“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制度性导向，随之而来的是体制性“软预算”机制和特殊的“安全”准则。
三、投资与“宏观负债”
年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增大国债发行，又因宏观经济分析增长趋缓，企业还债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可能加大，宏观负债比例将进一步提升，今年底，企业的广义负债可能达到5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企业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丧失了通过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收入偿债的能力，基本上是借新还旧。
由于无效投资的长期累积引致宏观上的广义负债，在正常收入无法偿付的情况下，只能发新债弥补。这将对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虽然1998年国家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又低于8%，而且随着增长放慢加剧了企业效益下降，坏账又要吞嗜现有的资本金。今年银行的收息率非常低，且随着经济下滑还会降低，国有银行的坏账必将从暗到明累及财政，由潜在负债变为公开负债。这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运行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
从收入效应看，财政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15.9%，增收1003.36亿。从历史角度看，增长速度和增收数量并不太多，但与今年宏观经济分析增长速度相比，则高了不少。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税收的增收，征税量的加大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升，它直接降低了财政支出扩张的政策效用。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较有活力的企业，这会降低这些企业的活力，而支出又用于基础设施等长期的低回报项目，配置效率是比较低的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企业控制宏观经济分析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从而分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和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连续数年的经济下滑，又使启动和扩张经济成为政策首选的目标；一方面，增长和就业的压力要求实施政策性扩张，另一方面，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二者之间虽有一致之处，但把握和处理好并非易事。
第二，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
中国传统的计划宏观经济分析是一种国家垄断和企业控制的经济，整个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企业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企业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和宏观经济分析扩张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企业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企业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企业甚于相信市场；由于被改革者自行设计，限制和阻碍竞争对手进入，维持和重建垄断地位就是最有利的。然而，强化企业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
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永远解决不了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虚假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讲在口上的东西，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宏观经济分析，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上的扩张与体制变革上的收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而又影响深远的矛盾现象。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
一是使得政策工具上的扩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尽管政策力度不小，但扩张效应不大，经济启动依然乏力，能否持续尚未解决；
二是体制上的收缩虽然抑制了某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微观负债和金融风险，但却增大了宏观负债，加速了风险的聚集和集中；
三是削弱了市场竞争，降低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活力和效率，也就降低了清偿负债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四是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新的体制性扭曲，增大了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制度运作的障碍。
五、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变革中的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体制是关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宏观经济分析政策的组合和运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仅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的难度。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为了动员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固化二元结构，扩大城乡差距，阻滞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国家的名义农业税虽不算高，但由于国家财力下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县都是赤字县，而企业在农村的机构以及靠财政养活的人员又很多，财政负担不了，就靠吃农民维持，于是各种税费有增无减。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大发展，亿万民工大流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发展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但由于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资金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再投向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再加上城市企业基于民营企业家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压力，实施了一些清退和限制农民工的措施，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民工流动的规模也在减小，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放慢。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促进农村市场的扩大和细分，不能促进城乡交流和一体化的发展，相反是在缩小农村市场，阻碍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与经济的长期发展相悖的，需要按照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尽快作出调整。
现在中国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其供给是基本垄断的，大量有效需求不能满足，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也没有拓展。中国启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提升供给的重点也在这里，出路在于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就拿教育来说，据有的学者估算，如果开放民间办学，高校招生就可能扩大一倍，增加的直接支出约240亿元，拉动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达1000亿元，对GDP的贡献每年将超过半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促进当前的经济扩张，而且有利经济的长期发展。
以最广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思路，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概念体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为我国宏观经济分析提供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