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环境影响的微观经济学模型、时间序列模型揭示了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宏观经济主要调控工具之一的汇率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取决于一国国内供给和外部需求弹性。
一、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状况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针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宏观调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初步预计，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4%，连续三年保持在9%以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物价保持基本稳定，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9%，2005年全年上涨幅度有望控制在2%左右，既防止了通货膨胀，又避免了通货紧缩；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大幅增长，预计2005年将突破3万亿元大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势头得到遏制，2004年26.6%，2005年预计增长25%，一些增长过快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下降；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大幅增长，预计全年增长22%，进出口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大规模，预计全年达到600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整体上看，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状况良好。
二、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环境险不容忽视。
1．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不足，且投资效率低下，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展的后劲和金融稳定。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投资拉动始终是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投资率由2001年的38%增至2004年的44%，创出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远高于全球22%的平均水平。据任若恩等人测算，1981-2002年，资本投入对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增长的贡献为49%，劳动投入和TFP（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16%和35%。分阶段来看，1981-1984年，资本投入对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增长的贡献为20%，到1994-2002年提升到65%。
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很高，但投资效率低下。我国单位产出耗用的资本投入值由80年代的3增高到过去五年平均4.5的水平，高于同期印度4的水平。另据测算，1980-2002年，我国资本投入数量对宏观经济环境增长的贡献为4.37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0.11个百分点。投资比重偏高且投资效率低下，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增长后劲，不利于金融稳定。
2．企业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导致信贷过度向国有部门和制造业集中，第二产业产能过剩容易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和通货紧缩。
根据最近完成的第一次全国宏观经济环境普查的数据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严重。据最新统计，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3.1：46.2：40.7，而国际上低收入国家是23：32：45，中等收入国家是10：38：52，世界平均是5：31：64。显然，我国第三产业占比过低，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
企业主导投资容易导致银行信贷向交通运输、石油、采掘业等国有部门和第二产业集中。第二产业产能过剩，靠出口来找出路，宏观经济环境增长易受外部需求的制约。以国内情况看，企业产品销售率下降，库存增加，容易导致银行贷款出现不良。倘若第二产业产能出现普遍过剩，还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下降或出现亏损，银行贷款大面积出现不良，进而导致银行信贷收缩，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进入通货紧缩的死结。据测算，最近10多年来，我国累计的存货增加高达2万亿元以上，除极少部分为扩大生产所必需之外，主要是产不适销的缘故，由此增加的银行不良贷款至少在一半以上。200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18万亿元，尽管工业品销售率达到98.1%历史最好水平，约2%的库存也高达3600亿元，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将无法销售而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贷款。
3．隐性财政负担重，财政风险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
尽管我国国债余额被控制在GDP的20%左右，没有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但实际上我国企业有相当大的隐性财政赤字，这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欠账”，各级地方企业债务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NicholasR.Lardy的测算，2003年底，我国企业承担的各种债务的总和约占当年GDP的90%。从20世纪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经验教训来看，财政赤字增大往往依赖国外资金流入来弥补，一旦资金不能继续流入，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如果不靠国外资金流入来弥补，财政赤字又容易货币化，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影响金融稳定。
4．宏观调控重行政手段和数量型经济手段，容易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本轮宏观调控，企业采取了宏观经济环境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多种措施一起出台的办法，总的效果是好的。其中，行政手段发挥了很大作用。行政调控方式有力度大、见效快等优点，但是也有成本高、代价大、争议多等缺点。首先，由企业判定建设项目宏观经济环境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未必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例如，过去一些年有许多电力、煤炭、铁路、公路项目，企业有关部门不允许建设，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由此造成了瓶颈约束。其次，地方企业、项目建设单位与中央企业的行政干预玩“捉迷藏”。在中央企业宏观调控面前，地方企业和项目建设单位会缩减投资、停建项目，但是一旦风声过去，暂停的项目就会死灰复燃，重新上马。再次，行政手段的后遗症较多。如勒令一些建设项目下马，缩减投资的目的达到了，但又带来如何收回银行贷款、土地复垦、农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我国经济中已有大量非国有宏观经济环境成分，采取一般的行政调控措施难以奏效，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手法，又会极大损害非民营企业家投资的积极性。
根据有关机构的统计研究，目前新开工项目数与计划投资额增长都有加速的迹象，显示出近期投资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总之，我国的宏观调控措施容易造成“一刀切”，容易导致宏观经济环境大起大落，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三、维护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构造金融稳定的宏观环境
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为金融稳定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提出如下建议：
1．彻底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更多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
改革投资管理体制，促进储蓄更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掘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增长潜力的重要举措。目前，地方和企业投资对国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依赖性还很大，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还靠企业包办，投资效率越来越低下。因此，与利率、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相比，投资体制改革更为紧迫。彻底改革投投资管理体制，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将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区分为经营性的、半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三类。
企业主要承担完全不能市场化的即非经营性的项目，其他的都应该采取企业化或半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方式。
二是简化、下放和取消现行的投资审批。
竞争性行业完全实行登记备案制，不再搞事先的行政审批。切实加强对土地保护法规和环境保护法规的执法检查。
三是进一步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
要切实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益事业，平等对待各类出资人和投资者。国家规划建设的项目，除极个别的特殊领域之外，都要向国内外投资者开放，实行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资格审查和招标投标。
2．加快培育和完善要素市场，理顺各生产要素之间的价格关系，发挥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
要让市场在结构调整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坚定不移地理顺生产要素价格关系，消除利率、租金、税率、汇率、工资等等方面的扭曲。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求，检查和评估各种市场，将每个领域的每一项缺陷与不足列在明处，落实解决的办法和负责的部门。清理相关政策和法规，继续整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现象，将取消各种违背实际成本收益关系和公平竞争原则的政策优惠作为重点。既要惩处增加市场交易成本的行为，又要严格制止行政性地压低要素价格的做法，恢复市场客观、自然的本性。具体的工作有：
一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让利率充分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
二是继续推进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继续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逐步扩大汇率弹性，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汇率引导国际资本流动、商品和服务贸易基本平衡的作用。三是培育和完善要素市场，进一步理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放松土地、能源、电力、交通等基础产品及公共服务的价格管制，加强土地管理，切实落实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等相关法规，逐步解决人为压低土地及劳动力成本等带来的价格扭曲和资源不合理配置等问题。
3．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稳定居民预期，扩大居民消费。
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为了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和减轻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必须扩大内需，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基础之上。当前，要扩大内需，重点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当前扩大消费需求，除了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之外，重点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治理教育、医疗等各种乱收费，加强企业的公共服务功能，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扩大居民即期消费。
加快实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划拨国有资产等办法，真正做实个人账户，弥补老职工养老基金积累不足的缺口。此外，把定居城市的农民和失地农民也应纳入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决压缩直至取消企业对经营性部门或项目的拨款和资助，切实增加财政用于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比例等。
4．转变企业职能，完善企业宏观调控。
首先，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这是企业职能转变的核心问题。
要进一步处理好企业、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明确和规范企业职能定位，坚决把不该有企业管的是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
其次，要完善企业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切实转变企业管理经济的方式，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强市场监管，着力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企业的宏观调控要尽可能采取法律手段和价格型的经济调控手段，而不是数量型的手段和行政手段，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采用一刀切的措施，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则集中表现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低利率和低贴现率通常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利；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起关键性作用的税收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对环境可持续发展产生着正、负面影响。因此，环境因素应当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决策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