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现在，超过1300万人受到东非食物危机的影响，每天有数千人逃离遭遇饥荒侵袭的索马里，紧急援助计划仍面临数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场灾难的规模之大很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令他们忽视灾难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这里有些显而易见的答案。没错，缺雨是这场灾难的成因之一，因为它削弱了人们种植饲料的能力，减少了可供放牧的草场，而对东非的数百万居民来说，牲畜是他们主要的食物和收入来源。
但是，只有当干旱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导致食物危机。数千年来，东非牧民已经养成一套适应其所处干旱环境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牧。但他们属于少数族群，太容易被企业忽视。近些年来他们的遭遇是：土地权被蚕食，许多他们以往放牧的地方被改造成了商业性灌溉农业区。
至此我们还没有把武装冲突考虑在内。武装冲突也是这场灾难的成因之一，因为它限制了牧民的迁移能力。这种情况在索马里要比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严重，因为索马里存在激烈的战斗。糟糕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问题。其他问题还有，缺乏畜牧业服务（比如兽医），以及牧民难以到达可以卖掉牲畜的集市。
国际社会迄今对这场食物危机作出的反应，折射出了对上述因素之影响的忽视。这种反应仍过于遵照下面这种模式：当形势变得严峻时，援助机构呼吁捐款，然后努力把应急食品和水运送进来。但这种模式通常不会留下任何资金投于在灾后加强受灾地区的长期抗灾能力。当下一次灾难袭来时，我们不得不从头再来一遍。
简言之，我们仍然局限在这样一种灾难反应模式中：这种模式已无法应对极端天气的新现实，也无法有效应对武装冲突。我对此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这类援助的受益者。
现在真正的风险在于，当降雨恢复时，人道主义机构会退出对当前危机的救援，而不解决上述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了抵消这一风险，我们需要采用一种更为明确的风险管理办法，主要目标在于增强抗旱能力。这意味着，要确认哪类风险是易受影响人群面临的最大风险。
例如，在布基纳法索，牧民已经学会储存干草，以便在没有其他饲料时喂给牲畜。牧民还需要更好的兽医服务、便于到达的集市、公路、以及得到改善的雨季和旱季牧区管理。便于到达的游牧草场和水源也会带来帮助。此外，把牧民纳入更广泛的政治体系也会令他们受益。
情况通常会像下面所描述的那样。我对此是了解的，因为我曾是这种援助的受益者，而后又成为它的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传递者。我曾在肯尼亚北部工作，努力帮助苦苦挣扎的牧民度过连续的干旱。
援助国将很难要求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当权者实施改革，即使是合理的改革。但是，援助国仍可利用它们的影响力促成新的地区性对话，讨论防范未来干旱的最佳办法。它们还应该支持寻求在索马里达成长期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
过去，人们对预警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意味着在应急募捐开始之前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2010年，联合国（UN）要求各国为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提供5亿美元资金用于解决食物危机问题，但最终只筹到一半的资金。这不仅反映出全球资金的紧张，也反映出援助国直到灾难成形才提供资金。这还突显出各国拨出国民收入的0.7%用于发展的必要，其中的一部分应该用于为应对东非这样的灾难提供资金。
眼下的危机要求援助国作出快速反应。但是，目前在东非展开的食物与水紧急援助行动，还必须成为迈向安全、可持续未来的途径——而不是仅仅体现国际社会的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