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导致了不断扩大国债发行，国债比例日益提升；为了加快发展，国家鼓励利用外资，外债总额也不断提升；如果加上象广信之类的金融机构为地方发展进行的对外负债，90年代以后，国家在宏观上的广义负债直线上升。如果再把国家与民营企业家的隐含合约（如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所负债务包括在内，国家的广义负债已经非常高了。
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际看，上述效应是不足的。
第一，降低利率没有引致民间投资的增加；
第二，国家承诺汇率不贬值，出口效应没有；
第三，降低利率未能刺激起股市，利率的杠杆效应不足；
第四，由于贷款主要为民营企业家服务，尽管可贷资金充足，但中小企业得益不多，消费信贷刚刚起步，虽有进展，但远未达到预期；
第五，降低利率，本应抑制储蓄，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但储蓄快速增长，抑制储蓄，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耐用消费品支出也较平稳。
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基本上仍采取传统的方式，配合国债向民营企业家注入，而其灵活的各类杠杆作用收效不大，核心的问题是体制。
在本文的讨论中，体制收缩和体制性收缩效应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与体制复归和体制后退同义，是就体制本身的变动而言；后者是指体制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体制变动既可向前推进，即市场化，也可向后复归，即逆市场化；而每一种变动既可能产生促进中国宏观经济扩张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拉动中国宏观经济收缩的效应。
在中国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关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效应，我们已在《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中作过分析，一方面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加速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使中国告别了短缺；另一方面也指出，它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使之面临着需求制约，开始步入商业周期，从而产生体制性紧缩效应，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重点从防“过热”变成防“过冷”。这就削弱了传统的政策扩张方式作用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追求和期待的，不看到这一点，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判断就会出现偏差。鉴于前文已有讨论，本文将考察体制性收缩效应的另一方面，即体制后退的紧缩效应。
中国宏观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企业控制中国宏观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从而分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和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连续数年的中国宏观经济下滑，又使启动和扩张中国宏观经济成为政策首选的目标；一方面，增长和就业的压力要求实施政策性扩张，另一方面，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二者之间虽有一致之处，但把握和处理好并非易事。
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启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依靠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依靠增发国债扩张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规模，但由于体制上的收缩和限制，货币供应并未相应跟进，金融增长与投资扩张不能同步。主要是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在继续和强化。这集中反映在民间金融的发展上。改革使非国有中国宏观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民间金融仍处于非法地位，非国有中国宏观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尽管央行提出了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并在各大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但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很高，这一政策无法实施。不仅如此，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大和金融监管的加强，存款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转移和集中，银行业的垄断有加强之势。特别是这次中国宏观经济启动具有结构性扩张的性质，使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面临着更紧的金融环境。
第二，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企业控制的中国宏观经济，整个中国宏观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企业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企业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和中国宏观经济扩张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企业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企业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企业甚于相信市场；由于被改革者自行设计，限制和阻碍竞争对手进入，维持和重建垄断地位就是最有利的。然而，强化企业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我们实施的国家垄断还相当严重。教育就是突出的一例。大学基本上是官办的，民办大学廖廖；而官办大学的自主权也很小，就是招生数量、毕业证的发放，学校都不能作主，而由教育部直接控制和掌握。这样，大学教育怎么能发展，教育质量怎么提升？这不仅影响到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扩张，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的效应，而且会阻碍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
改革以来，政企分离是讨论最多、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最近军队、政法部门与所办企业的脱钩就是突出一例，但总的来看，仍然是进进退退、摇摇摆摆。通过市场化的办法，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再辅助之以外部监督，才是根本出路，而我们却习惯于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永远解决不了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虚假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讲在口上的东西，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在党政部门，党管干部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把它推广到企业中去就有问题了，党的部门和人事部门既无能力，也无办法考核和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永远摆脱不了行政控制，也产生不了真正的企业家。最近，我们成立了很多工作委员会，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证券工委，并向一些大企业派出了督察特派员。如果这是为了在国有中国宏观经济收缩时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那可能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是，作为加强行政控制和集中管理的一种办法，则可能是弊大于利，有可能为企业改革设置新的障碍。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经济，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上的扩张与体制变革上的收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而又影响深远的矛盾现象。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
一是使得政策工具上的扩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尽管政策力度不小，但扩张效应不大，中国宏观经济启动依然乏力，能否持续尚未解决；
二是体制上的收缩虽然抑制了某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微观负债和金融风险，但却增大了宏观负债，加速了风险的聚集和集中；
三是削弱了市场竞争，降低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也就降低了清偿负债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四是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新的体制性扭曲，增大了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制度运作的障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制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乘数相对应的，是通过市场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于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实现的。市场化程度高，乘数就大，市场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强对资源的企业控制和国家垄断，就会侵害市场及其效率，降低乘数作用，产生体制性收缩效应。
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变革中的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体制是关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宏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和运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一种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如果说在宏观紧缩时，体制上某些方面的暂时退缩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实现，只要不是根本性和持久性倒退即可，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就是如此，那么，在宏观扩张时，体制上的推进就成为政策效应实现的保证，1992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时体制上的收缩就是致命性的，不仅会使政策的扩张效应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导致体制和政策上的进一步扭曲。目前就存在这种情况。
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和扩大企业支出，实施中国宏观经济扩张和促进增长回升，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目前这方面还有一些空间，但发债筹资总有一个限度。考虑到前述的宏观负债，这个空间并不很大，且国债的还本付息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可以增发一些长期国债，但国债发行主要是一个短期措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发债扩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简单地定位于扩张支出，启动中国宏观经济，那么，其效应必然受到限制，也很难长期支撑，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如果在实施扩张的同时，着眼于盈得时间和空间，使资本市场得以发育成长，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是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持和资金保证。在这里，西方国家通过企业举债（包括战争借款）培育和改革金融体系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民营企业家，因而，这部分民营企业家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最后保证。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即在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营，同时进一步放宽其经营渠道和经营限制，既可进行债权投资，也可进行股权收购和股权投资，这样，股本盈利得到的现金流就可用来支付当期的利息。不仅如此，股权现金套现和抵押贷款再投资，就能放大投资的乘数作用，也使国债还本有了保证。这不仅可以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真正推进一步，还可促进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基金管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严格监管是一个重要条件。
在金融领域，重建信用是最为重要的。国有银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一方面为非国有银行让出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可在收缩中加强自己的信用基础。非国有银行的发展也要以信用为先，关键在于增大银行操作的透明度，如果没有相应的信用重建，非国有银行是不可能成长的。增加透明，增加信用，才是金融业发展之本。如让较好的股份化银行上市等。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宏观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仅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的难度。
中国是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国家，也是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严重的国家。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但随着劳动成本的提升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比较优势在减弱和丧失，比如，成衣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单位小时0.36元，泰国为0.14元。不仅如此，相对于劳动力来说，中国的资金比较紧缺，资金的相对价格应当较高，但由于民营企业家、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再加上信用基础缺乏，相对价格的扭曲相当严重。特别是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大多投入大的装备水平较高的项目，进而加剧了资金对劳动的替代。这对我国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当不利。从长期发展考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国家标准、企业扶持、民间经营，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为了动员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固化二元结构，扩大城乡差距，阻滞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改革以来，城乡分离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而尚未完全打破，城市化水平有所提升，但速度相对缓慢。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政策仍然带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提升，剪刀差已大大缩小，但是，一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经营的垄断尚未打破，经营者凭借垄断权力侵占农民利益的事情累见不鲜，压级压价、打白条、强制储蓄等都是；另一方面，工业品的价格虽未上升，但价外加价却大幅增加，以至很多地方农村电价高于城市，农民有电而仍用煤油照明，有家用电器和农业机械而不愿和不能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剪刀差也许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国家的名义农业税虽不算高，但由于国家财力下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县都是赤字县，而企业在农村的机构以及靠财政养活的人员又很多，财政负担不了，就靠吃农民维持，于是各种税费有增无减。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大发展，亿万民工大流动，推动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发展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但由于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资金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再投向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再加上城市企业基于民营企业家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压力，实施了一些清退和限制农民工的措施，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民工流动的规模也在减小，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放慢。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促进农村市场的扩大和细分，不能促进城乡交流和一体化的发展，相反是在缩小农村市场，阻碍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与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相悖的，需要按照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尽快作出调整。
城镇化的发展，会拉动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如教育、电信、金融服务、媒体等，医疗保健等，都是高垄断部门；根据世界市场发展的状况看，创造产值第一位的行业是医疗保健，第二位的是金融，第三位的是电信。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民间教育，将在今后20年内成为全球最大和发展最快的产业。现在中国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其供给是基本垄断的，大量有效需求不能满足，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也没有拓展。中国启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提升供给的重点也在这里，出路在于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就拿教育来说，据有的学者估算，如果开放民间办学，高校招生就可能扩大一倍，增加的直接支出约240亿元，拉动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达1000亿元，对GDP的贡献每年将超过半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促进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扩张，而且有利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