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风险形势及对我省的影响分析
进入年中，全球经济风诡云谲，动荡加剧，我国宏观经济风险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冲击和考验。
一、全球滞胀危险不断加剧
美国次贷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供应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公司爆出倒闭风险，涉及贷款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几乎占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美国加州银行因客户挤兑而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破产银行。花旗银行、雷曼兄弟等机构相继宣布将剥离包括CDO（担保债务权证)在内的金融资产，如此蔓延开去，将引发总额达7500亿美元的CDO市场的剧烈震荡。而所有这些新的债务和信用危机，正在演化为第二波金融“地震”——总额高达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即债务保险市场)市场的崩溃。与之相比，前段的次贷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无疑将使美国脆弱不堪的宏观经济风险再次遭遇巨大冲击，并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将有多大强度和烈度，现在还难以预料。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次贷危机的影响至少将持续三年。
新的金融危机将大大强化金融巨头们通过美元贬值，推高石油等重大商品价格以牟取暴利的动力。虽然有需求刚性上扬的因素，但金融巨头的推波助澜已成为石油、粮食价格暴涨的主要元凶和最大获利者。炒家手中持有的石油期货合约已相当于美国战略储备的8倍。同样，粮食期货炒家们手中的玉米可以供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商生产一年，小麦可以让全体美国人吃上两年。美元贬值和石油等重大战略商品的暴涨，成为美国向全球转嫁危机、打击竞争对手的重要策略和手段。
尽管美元的持续贬值将损害美元霸主地位，但在巨大的金融危机、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面前如何取舍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只要美元继续贬值，石油价格就将以1：4的乘数上扬。即使美元停止贬值，石油等重大商品的高价位也难以回落到正常水平。美元和石油的联动，加上粮荒的持续，使全球通胀和经济放缓交织困境愈演愈烈。各宏观经济风险体无一例外地出现通胀迭创新高，增长持续回落。今年5月，随着通胀率达到3.7%的历史新高，欧盟27国的工业生产环比下降了1.4%，同比下降0.5%。越南出现的风波则是新兴宏观经济风险体受累于全球性金融动荡和滞胀危险的典型。在通胀和经济放缓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全球宏观经济风险走向滞胀的可能正与日俱增。
二、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今年以来美国及全球宏观经济风险的走势，打破了人们认为“次贷危机”对我国影响有限的乐观估计，不断将严酷的现实摆到了我们面前。
一方面，次贷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正不断扩大。尽管我国持有的次贷债券有限，但我国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最大的股东，持股达3760亿美元。无论两大公司今后命运如何，价值损失都在所难免。而我国持有的美国证券更是高达9220亿美元，占全部外汇储备的一半。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将遭受的价值损失难以估量。
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元贬值、石油暴涨、全球性通胀和经济放缓正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我国经济。
1、我国面临着空前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2、企业成本大幅上升，亏损加剧
3、我国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
4、我国经济“滞胀”阴云骤现
但是，有两个进行性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在影响宏观经济风险稳定的国内因素正在不断克服的情况下，国际性因素却不断放大。
在主要由国内粮食等商品引发的CPI上涨趋势开始逐月回落的同时，由原油、铁矿等大宗商品引发的MPI却逐月攀升，6月达到了13.5%的历史新高，由此拉动PPI达到8.2%。两项指标的倒挂达5.3个百分点。这表明，一方面企业成本上升的趋势有增无减，企业经营的困难局面还在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巨大的成本压力，PPI全面上扬的趋势将一触即发，它所带来的通胀风险远比CPI的范围更宽，影响更大，程度更深。主要由于国内因素导致的CPI结构性上涨我们相对容易调节和控制，而主要由国际输入性因素导致的MPI持续上涨，我们则很难调控。这也使得下一阶段遏制通胀的任务尤其艰巨。
第二，在经济增长基本回归到正常水平的同时，各项主要指标逐月下滑的态势仍在演进。
今年3月，全国工业、城镇投资和出口增幅分别为17.8%、25.9%和30.6%，到六月，三项指标分别回落为16%、25.6和17.6%。特别是在MPI高居不下，企业经营困难持续加大的形势下，企业景气指数从年初开始就一路下滑。这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信号。如果没有重大的经济“利好”，下半年经济增幅持续续回落的趋势将很难改变。
5、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
最近，中央领导频频到沿海地区调研，表现出对目前宏观经济风险形势的严重关注。在经济过热的危险基本消除后，由国际性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巨大通胀风险，以及由于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的经济下滑危险，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央明确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显示出对形势变化的清醒判断。围绕反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这两个目标，国家必须在宏观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从反通胀的角度看，必须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从防止经济下下滑的角度看，又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控措施。如何在两难之间寻求平衡点和切入点，做到两个目标同时实现，正考验着我国宏观调控的智慧和能力。
一是要从从根本上克服粗放型增长对能源和资源的过高依赖，使经济的较快增长建立在更低的消耗和更高的效率上。
二是要更大力度地提升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强劲动力。
三是要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与提升老百姓的就业和收入联系起来。
三、湖北经济面临新挑战新机遇
今年上半年，我省克服了多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的冲击，保持了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势头，一系列指标达到十多年来的最好水平。但是，国内外宏观经济的风云变幻，也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湖北。
1、国际输入性的MPI持续上涨，将使我省过于依赖能源和重要资源的产业结构日益脆弱。
一方面我省工业产业结构明显偏重，另一方面，石油、煤炭和铁矿在我省基本上是空白，80%以上要靠外省调入。
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大大超出了全国。尽管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还有较大差距，但MPI的目前的持续上扬已对我省造成了严重冲击。
一是能源瓶颈已成为刚性约束。
二是成本上升的压力更为突出。
三是对重点行业的冲击正在逐步释放。
四是MPI的持续上扬，将加剧我省工业资金紧缺和总资本贡献率偏低的矛盾，进一步削弱我省资源配置的效率。
2、国家强化扩大国内消费的宏观导向，将使我省迎来消费品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这一进程恰好成为我省应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托。它与国家加快国内消费拉动的宏观导向高度一致，与我省资源禀赋和市场等综合优势高度一致，与“节能减排”、克服我省对调入能源过高依赖的目标高度一致，与我省克服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等发展“短板”的取向高度一致，与大力提升就业和富民水平的要求高度一致，也与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趋向高度一致。
国内外农副产品的需求和价格的持续走高，国家大力加强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生产的扶持，使我们进入了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黄金时期。这也正是在当前宏观环境下我省工业最为受益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工业增长的动力和效益，以最大限度地抵销MPI持续上扬对我省的巨大冲击，是我们扬长避短，应对国内外宏观经济风险的一个现实的战略选择。
尽管目前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但由于MPI的高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已大大抵销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解决这一矛盾要靠国家政策的支持，但根本出路还是要大力加强农副产品深加工，通过产品链、价值链的深化来提升产业效益，从而提升农民收入。只要看一看河南、看一看我省市场销售的产品，就不难发现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着多大的空间和潜力。从根本上讲，大力发展这种有效拉动农业的工业产业，正是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主要的产业路径。
当我省经济发展真正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的基础上时，我省市场辐射力强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也将成为我省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目前我省农村CPI的涨幅大大高于城市，既有大量产品主要依靠外省调入而成本过高的问题，又有农村流通网络还很不完善、流通业很不活跃的问题。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进一步活跃消费市场，将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现实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相关服务业的活跃，也是增强我省工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撑。
3、国家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导向，将为我省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近几年来，我省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已成为产业扩张和升级的一个主要动力。我省科技、人才、市场等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综合优势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强化，在一批批大项目不断落户的同时，更多的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增长点也有待于我们去挖掘。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3G等新兴通讯技术以及重大装备制造业等领域，我省既有基础，更有潜力。在当前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已成为我国抵御国际风险和冲击的根本出路的形势下，国家将全力加大对自主创新、新兴高技术领域和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可以预期，我省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期。只要我们的工作力度跟上去，完全可以期待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包括钢铁、汽车、化工等行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将成为我省应对宏观经济风险，保持较快发展的强劲支撑。
4、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沿海产业转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省及中部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今年是宏观形势最为错综复杂的一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应对挑战，将机遇转变为我省持续较快发展的全新动力，关键在于经济转型——大力转变发展方式，扬长避短，实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不仅是近期抵御经济风险的需要，更是从根本上克服我省发展的深层矛盾，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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