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模式,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在选择城市发展战略模式时应根据: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技术、现代分工体系、不同阶层利益的均衡以及环境、资源等因素来确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战略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思想,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的运用影像着城市的前进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方案,在大的方面主要涉及城市发展战略的阶段定位,即回答这个城市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空间方位;其次是城市发展战略方向和道路的确定;此外还有城市产业模式、城市系统协调发展等。根据这些要求,在具体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方案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对城市战略定位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环境出现了同质化发展趋势,对城市发展战略国际性与开放性提出新的挑战。城市发展战略环境同质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制度的同质化,即市场制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经济交往规则国际化,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全球贸易体系,使按照共同贸易规则从事经济活动成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形成经济活动平台,使产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和重组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同质化大环境,在扩展了城市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也提升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层次;为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了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制定21世纪城市发展战略时,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同质化环境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是在城市发展的空间定位上,必须从全球化的高度来确定城市发展可利用资源的空间边界。
要从信息化改变的现代世界的空间中,从虚拟空间、关联空间、辐射空间、核心空间等多维空间中确定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和新位置。
二是在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上,应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与本地经济优势的结合中,确定21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在同质性中找出差异优势,是确定新战略目标不可缺少的新思路。
三是在城市竞争对策制定上,应当考虑全球化背景下已提升的竞争平台和已发生的竞争内容来确定新竞争对策,确定如何打造新核心竞争力的竞争方案。
二、信息化技术对城市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
城市发展战略的历史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影响城市发展道路、城市发展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蒸汽机的发明使近代大工业生产从乡村走进城市成为可能。技术优势与城市提供的交通、要素积聚优势相结合,大大降低了工业生产成本,使大工业生产与城市互动发展成为可能。以电力和内燃机为动力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不仅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工具,而且为现代的城市发展提供了现代交通工具(汽车、飞机、火车)。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不仅再次地降低了产业要素在城市积聚和流动的成本和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模式。如二战以来在西方出现的逆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城市圈等城市发展模式,都与现代交通工具发展有紧密的联系。
在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现代世界城市已经开始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城市”正在成为世界城市积极规划和建设的全新目标。世界上许多城市都在进行着信息数字化进程。美国约有50个城市正在建设“数字城市”,香港也开始建设“数字港”。新加坡首先提出“智能城市”的设想并在积极进行中。现代城市以通信、计算机及信息资源网络化为基础,广泛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将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形成新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理念与调控手段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是信息技术的首先受益者,但由于信息技术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在其城市发展结构已形成定局、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的前提下发生的,所以信息化对21世纪城市发展的影响,如果说在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对城市发展结果的影响,那么对尚处在城市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会表现为城市发展道路的创新选择。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在城市发展道路选择时,就有一个在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新选择问题。
如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走了一条从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到逆城市化引起城市人口向郊区流动,再从逆城市向多元城市中心再造的发展。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道路是否可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逆城市化阶段,在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阶段,就注重城市人口与产业、城市功能均衡布局,形成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布局和新的城市发展道路。目前在中国出现的组团式城市,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战略决策,应当说就是这种城市发展创新的尝试。
三、现代分工体系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
产业集聚理论认为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城市产业的集聚,城市不仅有使产业集聚的功能,反过来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效应,又会成为推动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动力。产业集聚与产业本身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具有一种互动机制。事实上,现代城市不仅是产业要素或产业群聚集的平台,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发展的平台。可以说现代社会分工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益是建立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的。没有分工的发展就没有产业规模的扩展,越是大城市越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发展。所以我们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分工的因素,从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对城市产业发展进行定位,对于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制定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传统的国家,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往往缺乏社会化分工观念,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搞小而全。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下,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中国形成的产业布局高分散,地区之间雷同的产业结构,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发挥。按照现代经济分工发展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布局,重新确定城市产业结构模式,是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按照现代分工发展的要求,在城市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城市产业类型定位上,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要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出现的新一轮分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分工格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活动的半径和资源配置的空间。由于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具有经济的高成长性和市场待开发的国家,加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吸引投资最多和对制造业转移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面对新的国际分工大调整的格局,我们不能满足于对外资所具有的吸引力,应从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如何将这种吸引力变成我们未来的产业竞争力。从战略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如何面对国际制造业的转移与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就有一个如何将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国际分工链与国内产业分工链合理衔接的问题。归结到城市产业布局上,就有如何处理吸引外资国际大都市与周遍城市的分工系统的再调整问题。目前国内面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机遇,出现了建立制造业城市热。有些城市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城市规划和产业定位上一味模仿搞国际化大都市。如此下去将会造成新一轮的资源浪费。
二是要从中国产业升级发展的趋势,思考城市的产业发展方向。
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从城市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看,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一批新兴城市和新的产业区域的出现,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准备。中国新兴产业兴起的过程就是新一轮分工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处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中西部尚未开发的城市,在未来城市产业定位上,更要考虑这些因素。这些地区在城市产业战略定位上,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模仿中部和大城市搞雷同的产业结构。
三是要从地方的竞争优势上,确定城市的产业发展战略。
在如何认识地方竞争优势上,要走出一个误区:这就是简单地认为别人没有的我有,就是竞争优势。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目前在西部大开发中,在这种片面观点的误导下,搞所谓的特色产业具有很大风险性。在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思考我们的竞争优势,不能简单地认为,别人没有的我有就是优势。全面的认识应当是,市场需求的别人不能提供,而我能提供的,或者我比别人能更有效地提供,才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如何判断哪些是市场需要的,就是要从现代分工系统中去寻找和判断。尽管某一城市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矿产资源,但有不一定就是优势,只有当这些资源成为社会需求的资源时,才能成为开发的优势。
四、不同阶层利益的均衡对城市政治文明与城市理念发展的影响
城市不仅是各种产业要素集聚的平台,也是不同利益群体的组合体。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民主,还是15世纪之后在新兴城市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都说明了城市是民主产生的温床。由于城市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在工业经济时代这种交换经济又演变为一种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契约经济,在法律和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经济自然也是一种民主的经济。古代社会存在以乡村为单位的分散的农耕经济与以城市为依托形成的集权政治,由于政治的力量远大于经济的力量,所以,在这样一种社会基础上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只能是集权政治。
总之,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的出现,不仅赐给了人类一个高效率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同时在这种高效率生产方式形成的作用下,还给予了人类另一种社会财富:这就是以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城市的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这非常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相信,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最重要的基地应当是在城市。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民主必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而发展。21世纪中国城市民主意识出现,将会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主要推动力。
无论是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看,还是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趋势看,以及从建立社会主义城市文明的本质要求看,中国的城市政治文明应当是以人为本、以知识为本的政治文明。所谓以人为本的城市文明,就是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城市财富的分配和使用,都应当在满足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体现人文关怀的目标下进行。由于城市中的人,是由各种利益群体和不同阶层组成的人群,所以城市的政治文明必须是各种阶层利益能够在城市的政治制度框架中得到均衡表达的政治文明,这就是城市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城市政治应当是有利于城市生产力发展的政治,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社会主义的城市政治就应当是以知识为本的政治。所谓以知识为本的政治,就是城市的文化趋向和政治激励都应当是朝着有利于城市知识积累和人的素质提升的方向发展。
目前在中国制定的城市发展战略中,我们比较注重城市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对城市政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重视不够。如果说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当城市文明成长的经济基础尚未建立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新文明也开始成长,城市发展开始进入经济与政治文明的互动的情况下,我们在城市战略规划中,仍没有城市政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的位置,那么这种城市发展战略就是滞后于时代的战略。所以,当我们思考面向21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时,必须考虑城市政治文明发展这个因素。
五、环境、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制定城市产业发展战略中,必须考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相配套。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的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是这样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致力于:
(1)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
(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
(3)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
(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
(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要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
(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风险的有效控制。
中国企业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21世纪全中国人民的行动纲领,于1994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城市作为人口和产业活动集聚的中心,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城市环境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如何维护城市的可持续性,建设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将成为实施可持续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一个城市的可持续性,具体表现在城市自然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上,一个城市的自然与环境承载力越大,则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发展空间越大。所以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高的相关度。城市发展战略在城市化进程中担负着比较大的的任务,因此找出城市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