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指标出来以后，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话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在各种不同观点和判断的后面，似乎存在着一些“谜”，如为什么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失业增加，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又如，为什么投资“热”起来了，消费却没有相应的积极表现？由此，笔者认为，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以及那些非同一般的经济现象，并提出切近现实的政策建议，需要准确理解宏观经济分析的原理、方法及其发展，需要高度关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运行的外生因素。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困惑
最近，有关机构和专家发出防止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警告，主要根据是：即使受SARS影响（二季度GDP增长率为6.7％），上半年GDP增长率仍然达到8.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31.1％，贷款额增加1.78亿元，接近去年全年。一些具体的行业，像汽车、钢铁和房地产，如日中天（上半年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2.7％；钢及钢材分别增长21％和17.4％；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4％），被地方企业和民营资本看好。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尤其是与钢铁有关的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出现了较快增长。的确，从这些数据看，中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投资“热”起来了。
然而，如果我们拿出另一组数据，问题似乎就不尽如此了。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8％，同比回落0.6％；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增长6.3％，低于GDP增长近2个百分点；去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占22％，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增长11.6％，服务业只增长4.2％，消费增长不足或消费偏“冷”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今年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9.8％，但初步分析表明，这主要是SARS过后的消费反弹和创纪录高温刺激了相关商品的消费。
有专家将这一轮经济“过热”称为无通胀的经济“过热”。他们的证据是，虽然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连续7个月（至今年7月）正增长，但增幅总在0.2％－1.0％的狭小区间徘徊。零售价格指数依然在负增长至零增长之间，如今年5月该指数同比增长率为－0.7％。从这些数据看，出现“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仍然需要防止通货紧缩。
投资和消费不是同方向变动，而是投资“过热”，消费“偏冷”；从投资和信贷增长看，有发生通胀的可能，而从消费和价格看，则通缩危险依然存在。这些是中国现阶段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内在特征和矛盾的具体表现。
二：宏观经济分析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
宏观经济分析学将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视为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与发展的四大目标，与此有关的变量——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等——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变量。
解释前三者间相关关系的主要原理与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1958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用近100年的数据验证了通货膨胀率（原是名义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低失业的年份往往有高通货膨胀，而高失业的年份往往有低通货膨胀。菲利普斯的贡献是：揭示了两个（事实上是三个）宏观经济分析变量的关联关系。在菲利普斯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增长率（产量）与通货膨胀率（价格）是正相关关系，而与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与就业率则又是正相关关系。菲利普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两年以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发表了《反通货膨胀政策分析》，他们用美国的数据也验证了通货膨胀与失业负相关关系的成立。
此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和变异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1968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认为，除了在短时间以内，货币政策不能做的一件事是在菲利普斯曲线上盯住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一种结合。也就是说，在长期，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存在替代关系。弗里德曼强调的是，试图通过控制名义变量去盯住实际变量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货币中性的理论。其二，1960年代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滞胀”（经济停滞导致的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发），199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双低”（持续高增长下的低通胀和低失业并存）和我国近几年来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情况下失业增加，就业形势严峻，都是在坐标第一象限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的情形。
宏观经济分析还认为，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几乎是同时波动的。例如，当衰退中实际GDP减少时，就业、个人收入、公司利润、总消费、总投资、工业生产、零售额、住房销售额、汽车销售额也都减少。相反，当实际GDP出现增长时，则上述指标都会出现上升。然而，在我国现阶段就不尽然，主要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就业、消费得到相应增长，而且出现较大的反差。长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体制性特征：增长与投资的互动（互相依赖、互相推动）过强，与就业、消费互动偏弱，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