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20世纪产生的经济学说和流派之多超过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的任何一个世纪。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自1969年以来每年一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覆盖了全世界。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但影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概括起来，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宏观经济思想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为现实中出现或存在的经济事件和经济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问题导向”的。人类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论西方和东方对其的研究都是深入骨髓的。
综观整个20世纪，我们不难发现，当经济活动中出现某种新的经济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首先直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进行解释；当这种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或现实向经济学家们提出挑战并推翻现行的理论时，就会激发新的经济理论产生或旧的理论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观经济学中的“旧派”与“新派”的争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是，“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于是又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就是沿着“经济问题——经济理论——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这种轨迹在发展演进着，而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导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个“三部曲”：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或政策思路——经济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在解释20年代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处处碰壁，而这两个大的经济事件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较好地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并被发达国家企业运用得得心应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发达国家诱发了高通货膨胀，随后又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面对这些新的经济病症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企业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了企业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和耶伦(JanetL.Yellen)。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2.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
20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英国，产生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英国是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库”和研究中心。在20世纪前半叶，英国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如希克斯、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庇古、米德(JamesE.Meade)、哈罗德(RoyF.Harrod)、卡恩(RichardKahn)、罗宾斯(LionelRobbins)、斯拉法(PieroSraffa)、斯通(JohnRichardNicholasStone)等。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凯恩斯思想的学习者和追随者。1965年，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lth)在回忆“凯恩斯思想如何来到美国”时说：凯恩斯《通论》于1936年2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星期后在美国出版。《通论》“在英国剑桥吹响的号角能够在美国麻省剑桥很清晰地听到。哈佛大学是凯恩斯思想传到美国的主要通道”。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白天仍然在教旧经济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从1936年开始的几乎每个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那时候的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是由于解释和运用凯恩斯《通论》的理论而成名的，如萨缪尔森、汉森、哈里斯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20世纪下半期，从著名经济学家群体规模、经济学流派的数量、经济学说的影响力等指标来看，美国都超过了英国。自1969年开始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34届，共有51位经济学家获得这个大奖，其中美国获奖者34位，英国只有8位。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在世的经济学家，不颁给已故的经济学家；并且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到获奖一般要间隔10年以上，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下半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颁奖。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心的转移。自19世纪头10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一直在英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国。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威廉·杰文斯、阿弗里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和地位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美国经济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移到了美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就随之移到了美国。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领先，经济问题的出现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领先，由“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领先。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是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发达的经济学只能产生于发达的经济，落后的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经济学。
3.向古典传统复归。
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就像演唱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介绍众多明星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有些流派在经济学舞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些流派则是匆匆过客，如80年代早期出现的供给学派。这些流派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分歧。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
(1)经济能否自行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或各类市场能否自动出清？
(2)价格、工资和利率是否是弹性的？
(3)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经济活动是否应当实行自由放任？
(5)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关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吗？
古典经济学的宏观体系对上述5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凯恩斯革命”对这5个问题给出的是全盘否定的回答。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把古典传统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上半期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的重演。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程度。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因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使得这种复归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复归，是一种理论层次提升的复归。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承认，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经济当事人可能会误解价格信号——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误解为他所在的市场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和决策，这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市场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在20世纪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考虑到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和基本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向古典经济学回归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