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从本质上看，“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战略面临的种种困惑，内部的对应措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通过有机结合，它们的“融合体”应该可以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战略。比如，争取实现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结合，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结合，扶持性和功能性政策的结合，企业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结合等等。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困扰进入新“发展通道”的重要窗口期，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战略转型期，也是面临两难问题最多的阶段。面对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复杂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的系统内部压力，如何选择产业发展战略，成了“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顺利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切战略只能从现实出发。依笔者看，“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战略面临着产业市场、产业支柱、产业政策、产业创新四大困惑，由此而带来的几大问题就是，依赖外部需求还是转向内部需求？依赖传统产业还是转向新兴产业？依赖政策扶持还是转向自由竞争？依赖企业创新还是转向市场创新？从本质上看，“四大困惑”内部的对应措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通过有机结合，它们的“融合体”应该可以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四大模式”战略。“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庸之道”是我国儒家文化中的精髓。面对这些矛盾和困惑，或许，“中庸”之道可以成为叩开经济“转型”之门的钥匙。比如，在产业增长模式上，争取实现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结合；在产业选择模式上，争取实现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结合；在产业政策模式上：争取实现扶持性和功能性政策的结合；在产业创新模式上，争取实现企业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结合等等。
扩大内需，有赖于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民分配格局的变动，这些因素的调整和演进，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事实上，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孱弱，只是我国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的导火索，而根本因素在于我国产业主要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十分容易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摆脱这种困境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现有的产业基础，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升整体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矢志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控制者”。而产业升级的结果，是创造了新的外部需求；同时，通过提升国内产业附加值，增加国内要素报酬，进而促进内需的扩张。所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要依靠外需的支撑，这就需要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外需潜力，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战略由“外需依赖”模式转变为内需和外需相结合的“内外一体”模式。
我国在传统产业上具有良好的基础，并吸纳了大量非技术劳动力。从增加值占比来看，这些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的支柱，不论对于我国短期的经济稳定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些优势产业绝对不能轻言放弃。然而，随着传统产业附加值的下降及其国内市场的逐步萎缩，我国必须通过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产业抓紧升级改造，并促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在内的传统行业向海外扩张，寻求新的市场，从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实现传统产业的新发展。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大力培育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改造传统产业，为传统产业创造新的附加值空间，并逐步形成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的产业选择模式。
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在产业发展战略和调控中还离不开扶持性的产业政策。针对这一现实，国内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我国未来应该主要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体促进产业发展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功能性产业政策对一个成熟的完全竞争产业市场是十分有效的。然而，世界产业市场是一个充满保护和壁垒的“战场”，国际产业竞争是各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所以单纯依靠功能性产业政策，难以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优势。以日本为例，说起来，企业在资源分配中的控制地位的下降和扶持性政策弱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发展战略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格局面临重构，各国都引入了扶持性产业政策，以期在全球产业“重新洗牌”中占据主动。由此，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产业政策模式必须是扶持性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相结合，以扶持性产业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并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公平竞争、提升产业发展战略的效率和绩效。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主创新模式主要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模式，企业组织创新资本和科研力量的自主技术研发，为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这一现实，国内一些专家认为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活动中的作用难以发挥，希望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自主创新体系。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企业已成为我国R&D经费的最主要来源，企业资金占全国R&D经费的70.4%，而企业资金仅占24.6%。但是，企业在基础研发活动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我国创新能力的低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只占总体研发经费支出的4.7％，远远低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基础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为不到20%。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源，在于企业没能真正成为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创新活动的沟通平台，社会创新资源处于松散状态。产业发展的动力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起政－产－学相结合的社会研发平台。由此，未来我国的产业创新模式，理应是建立起企业部门和私人部门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