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商品、劳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国际间的货币流动快速增加，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加，由此形成了一国的宏观经济的实现目标难免要受到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或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将或多或少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目标实现的世界经济格局。因此，宏观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内部均衡，还要研究外部均衡问题，由此逐步建立起了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演化来看，二战后的发展明显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以凯恩斯主义为范式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形成时期；二是重构微观基础与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兴起时期。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中，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特征。同时，因国际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密切，国际经济政策的博弈与协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沿理论。本文着重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演化与最新进展及国际经济的协调理论作一评述。
一、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从国际宏观经济研究的历史来看，尽管自创立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并研究国际贸易等国际经济问题，但对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这些宏观经济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理论学科体系来研究是二战后的事情。因为，一方面二战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日益广化与深化，客观需要把原有局限于国际金融研究的汇率、国际收支等理论纳入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建立一个分析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与宏观政策调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与丰富，为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J.M.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在60年代，西方已形成了观点各异的宏观经济学不同派别。其中，由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理论经过其追随者补充与发展在50、60年代获得极大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很长一个时期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理论。特别是由希克斯(J·Hitks)在1937年提出后经汉森(A·H·Hansen)加以发展而形成的“IS-LM”模型，成为阐释凯恩斯主义十分有用的工具。他们用“IS-LM”模型来解释企业当局使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何以能够影响总需求、总产量和均衡如何实现等问题。实际上，凯恩斯主义这一范式也被应用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之中，并获得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50年代初米德(J.E.Meade)综合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建立了经济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间关系的2×2模型；二是60年代弗莱明和蒙代尔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将IS-LM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理论之中；三是70年代多恩布什(Dornbusch)首次证明了价格粘性下的“汇率超调”现象，以及深入地探讨了威尔逊对企业政策预期冲击(anticipatedshock)下的汇率调整过程。这样，就形成了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传统(Mundel-Fleming-DornbuschTradi2tions)(姜波克等，1999)。
米德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扩展到国际经济领域和把货币因素纳入国际宏观经济分析的著名代表。1951年，米德出版了《国际收支》一书。他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把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从只涉及贸易或经常项目的平衡扩大到包括了资本的国际运动的总平衡，系统地探讨了一个国家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内部均衡的核心就是充分就业，所以可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作为手段来扩张或收缩总需求。对于外部均衡也就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外贸乘数，调整国民收入来实现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米德还深入研究了国内经济的变化与一国进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收支不平衡调节政策矛盾的问题，以及在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下，要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需要有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等问题。概而言之，米德认为为了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必须有一项政策影响支出水平，一项政策影响支出构成。哈里·约翰逊把影响支出水平的政策称做“减少支出政策”(expenditurereducingpolicies)，把影响支出构成的政策称为“转换支出政策”(expenditureswitchingpolicies)。
米德的理论观点提出以后，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对内对外均衡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兴趣，推动了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进程。其中，60年代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的提出，将开放经济体系最核心的变量纳入宏观经济模型之中，使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有一基本的框架。时至今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依然是国际宏观经济学最主要的模型。具体地说是，在1960年初，蒙代尔先后发表《在固定和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1961)、《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1963)等经典论文，不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部均衡，而且运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将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引入封闭的IS-LM模型之中，拓展成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此来研究开放经济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短期效应。几乎同时，弗莱明(J.MarcusFleming，1962)也对开放经济下的稳定政策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所建立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方法与框架，极大地发展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着重分析了资本流动对利率差异的反应和净出口对国内与国外的相对价格———实际汇率———的反应。在假设存在商品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下，因利率的不同将导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因此稳定政策的效应依赖于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性。其基本结论是，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因利率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的削弱；而利率稳定消除了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其政策有很好的效果。相反，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会成为有力的工具，而财政政策则会变得软弱无力。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相机地选择汇率制度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内外部均衡进行有效的干预。
当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因严格的条件限制使得该模型难以避免存在局限性。一是模型完全从流量的角度来考虑，忽视了国内外利差变动的存量效果，特别是经常账户的不均衡通过资本流动而抵消，并没有考虑外国净资产的存量均衡，在处理资产市场的均衡是不足的。二是模型假定在短期内价格具有完全粘性，使得模型只适用于短期分析，对自动调节机制(如价格水平变动)对国际收支和内部平均的影响缺乏解释力。三是模型假设资本完全流动是不符合现实世界的，并且模型忽视了交易成本、预期等因素对汇率决定和国际收支的重要影响。
70年代中，多恩布什(1976)发表《预期和汇率动态》这一原创性论文，他的汇率超调理论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恩布什放弃了弹性价格的假设而用短期价格粘性假设取而代之，将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不一致的特点结合进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之中，用IS-LM模型导出了汇率超调的结论，解释了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汇率商品剧烈波动的原因。因此，多恩布什还以理性预期的分析取代静态预期假设，所以超调模型是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修正与扩展。总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多恩布什超调模型从假设到理论乃至政策主张各有千秋，但它们却都是基于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即IS-LM模型之上的。毋庸置疑，这一以凯恩斯主义范式建立起来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至今依然显示出其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价值，不失为国际经济政策分析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二、重构微观基础与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迁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的方法论因存在内在的缺陷，其理论对一些国际经济现实缺乏解释力是显而易见的。如多恩布什超调模型缺乏明显的选择理论，特别是没有总供给这样的微观基础，因此模型不能解释在事前价格确定和市场非结清条件下的供需非均衡问题。并且因模型缺乏私人或企业的跨时预期约束假设，无法解释经常账户的动态变化或企业支出的效用。在政策应用选择上，也因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导致其不能够通过任何自然的福利标准来评估相互可替代的宏观经济政策(姜波克，2002)。总之，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M-F模型无法满足经济主体充分最大化和理性运用信息的检验。就是说，模型中各种行为方程式并非明显地从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最大化框架中构造出来的。所以，试图通过修补这个模型不可能有多少的改进(Dornbusch、Giovannini，1990)。多恩布什(1980)也直言不讳道，对传统模型进行修正与模型扩展应该包括债务动态、理性预期和供给效果。
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重构，试图从经济主体最大化和理性运用信息的前提出发，在明确认识到各种相关约束的条件下来研究开放经济宏观经济理论，标志着“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openE2conomyMacroeconomics)的兴起。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对货币冲击进行宏观调整的动态过程问题；二是随机条件下跨时最大化中的储蓄与资产组合规则；三是多元货币格局下产生的不确定性问题等(Dornbusch、Giovannini，1990)。可见，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上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和与8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同新凯恩斯主义的激烈争论具有内在理论逻辑联系。因为，在这两个派别的激烈争论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力图把理性预期和均衡分析纳入宏观经济模型，按拉卡托斯(1978)的说法，理性预期假说已经产生了一致高度“进化”的研究战略。有学者更是认为，它给标准宏观经济思考方式造成了“浩劫”(B.Snowdon，H.R.Vane，1997)。在这一情形下，理性预期无疑也要融入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之中。而新凯恩斯主义致力于发展和改进已经处于理论攻击之下的“凯恩斯城堡”的微观基础，认识到应把宏观经济行为与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把正确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础(J.E.Stiglitz)。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特别强调的三个最基本的假设中的最大化、理性预期这两个假设，以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或价格粘性模型(D.B.Gordon，1990)，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产品、劳动和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原因及形成的宏观经济后果。总之，西方经济学这一理论的论争与方法论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就重建稳固的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言，跨时均衡分析方法的逐步建立与导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80年代初，有一些学者开始建立经常账户的跨时模型，之后，跨时均衡模型在外部均衡的理论分析中得到广泛重视。譬如拉辛(Razin，1990)在两个时期、两个国家的世界模型内检验财政政策效应；巴克斯特(Baxter，1993)利用一个两个国家、两部门的无限期界的模型去研究企业支出扰动；贝库斯(Backus)和库奥(Kehoe)、凯兰德(Kydland，1994)把无限期界的代表性经济主体模型的两国解释应用于研究财政政策和贸易逆差之间的关联性等等。不难看出，就跨时均衡分析的导入经常账户方面来说，由于跨时贸易是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常见的现象，现实的宏观经济行为与跨时贸易密切相关，况且经常账户的收支平衡状况可以反映跨时贸易的情形。因此，该类模型通过考察影响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因素，能够分析经常账户等变量跨时均衡的变化，对经济主体跨时最优选择具有更强说服力。
对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兴起有着广泛影响的是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M.Obstfeld、K.Rogoff，1995，1996，1998，2000)建立的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跨时垄断竞争模型。另外，托洛维斯基(S.Turnovesky，1997)等在确定性与随机性的条件下，给国际经济中的代表性主体跨时最优(RepresentativeAgentpsInter-temporalOptimization)模型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处理。他们那种致力于为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构建一个具有稳固微观基础的新分析框架的研究成果，激发了一批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去探讨研究这一前沿理论，包括那些为跨时理论的分析提供新的实证检验假说的成果，一并推动了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较具体地说是，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名义刚性的垄断厂商和理性预期的经济人及资产市场不完备等假设上，将传统的凯恩斯学派中强调的粘性价格与不完全竞争融入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
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发表“再论汇率动态变化”论文，该文被誉为开辟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时代(姜波克，2002)。他们构造的一般均衡模型基本假设就是名义价格刚性、不完全竞争、生产和消费相统一的厂商。厂商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获得效应最大化。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模型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当出现货币冲击时，它对实际货币余额和产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因价格刚性，货币供给增加使名义利率下降和汇率贬值，国内产品的需求量将增加，进而使产量增加，所以货币冲击对经济有实际效果。由于居民增加收入有部分用于储蓄，所以短期本国经常账户会有赢余。从长期看，居民会因财富增加而偏好闲暇，导致产量下降。然而在不完全竞争下的厂商可以保持其实际收入的增加，因此货币冲击在长期中也可能是有效果的。
总之，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是将私人部门的跨时效用最大化引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以构建一个包含了跨时效用分析方法，短期名义价格刚性以及总供给的明确的微观基础，在跨时效用分析方法和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姜波克等，1999)。
最近几年来，上述的理论模型得到各个层面的扩展。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在其经典教科书(TheFoundation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1996)中总结了小国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讨论了经常账户余额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不过，在对这一理论模型扩展时，主要还是循着建立更可靠的微观基础这一路径进行的。如克尔曼(Kollmann，1997)建立了一个包括粘性价格和工资动态的开放经济模型，探讨货币冲击对汇率和价格的影响。查瑞(Chari)、库奥(Kehoe)和麦格兰坦(McGrattan，2000)在垄断价格歧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粘性价格模型。贝茨(Betts)和戴维瑞克(Devereux，1996，2000)则把“市场定价”(PricingtoMarket)原则纳入模型，得出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的商品短期内汇率变动不会影响进口价格，而对于按进口国货币标价的商品当汇率变动时将与进口价格变动幅度一致的结论。因此，把市场定价原则引入模型，对解释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和经济冲击的国际传导机制以及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他们还把诸如偏好、金融市场价格以及资本的作用等考虑进来，试图更好地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中得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规律。
从另一角度看，随机条件下的代表性主体跨时最优方法的应用是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是以确定性条件为假设的，因为随机跨时最优分析不仅困难而且十分形式化，它比较多的是应用于国际金融理论的研究。但因这一方法更合乎经济社会广泛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将它引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将对国际经济的均衡与增长能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因此，最近几年来，随机条件下代表性主体跨时最优方法应用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奥伯斯菲尔德(1996，2000)和托洛维斯基(1995，1997)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将汇率动态、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和价格变动以及不可预见的扰动用布朗运动过程来描述，并将它纳入宏观经济框架之中，发展成为一个随机性的、各种内生变量的均值和方差被同时决定的开放均衡系统，同时构建了一系列随机的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此分析如最优货币政策与汇率体系的选择，探究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对随机性均衡的影响。
三、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博弈与协调理论
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的最大区别是，开放经济涉及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因为，主权国家是构成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融为一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在选择自己的经济政策时，总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政策。库珀(Cooper，1985)分析了上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时认为，经济困难的主要特征就是由于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在设计政策时没有考虑对他国的影响以及他国正在采取的行动，从而导致了调整过度或调整不足(overorundershooting)。总之，国际间因政策目标的不同引发利益冲突是常有现象。一旦人们允许在一个国家的企业政策具有向国外的扩散效应，那么，就存在政策制定者承担的策略性行为的可能。乔安·罗宾逊(J·Robinson，1937)很早就认识到由贸易伙伴采取的策略性行为的作用及对不利的行为作出反应的报复性行动的可能，他还引入“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一概念来说明国家间进行的博弈。总之，近几十年以来，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博弈与协调做精确地、系统地阐述，成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中博奕论作为一个研究方法，其应用范围已延伸至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尤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80年代以后，博奕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宏观经济分析的应用上，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试图将它引进来。而最具影响的是70年代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1977)的研究成果。他们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谓时间不一致，大意是说在制定政策的时刻看来是最优的政策，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就不再是最优了。此时，除非有某种机制捆住企业的手脚，否则企业很可能改变最初的承诺，使公众上当。究其缘故，是因为宏观经济学政策可以被看成一种博弈，其局中人是公众、中央银行和企业的财政部门。由于私人部门是理性的，会预料到企业的行为，结果导致企业政策失效。
就博弈论在开放经济的应用而言，主要在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分析上。滨田(Hamada，1976)最先认识到一个经济中政策行为所产生的价格波及可能会影响其他经济的发展。他引入博弈论一些理论来分析本国的经济政策是怎样选择的。即他把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企业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总之，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参与者不能单方面地通过自己行动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既是相互冲突的又是相互依赖的，各国的利益不仅依赖于本国的行动，而且还依赖于他国的行动。正是因为如此，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十分必要。用博弈论理论来说就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属于非零和问题，各方的利益之和是不确定的变量，它可以随着各方的所采取的战略不同而改变，所以各方就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可以进行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缘故。总之，因国际经济间存在高度的依存性，各国独立制定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的经济产生所谓的“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这样就会招致他国的反应，结果是使得单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受到不利影响。倘若这些国家能意识到彼此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事前从整体角度而非个别角度评估政策运行，并且承诺以某种互惠互利的方式修订各自的经济政策，可以收到一种双赢之效。
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发展来看，是从蒙代尔(1968)和库珀(1969)的研究成果发展起来的，他们对政策协调问题是从动态稳定性或者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分派提出的。蒙代尔的分派原则(AssignmentRule)是在固定汇率制下进行分析的，后来他进一步融入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分析，以完善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库珀则开创了研究国际经济依存关系和政策协调问题的先例。现代的研究方法是在博弈论的框架内进行的，旨在探讨倘若各国的经济政策不合作或合作将会有何不同均衡结果，以及研究非合作纳什均衡与合作均衡之间的差别。对这一问题，他们有两个很不同的观点。有的经济学家如欧蒂兹(Oudiz)和萨克斯(Sachs，1985)认为合作的收益不大。罗格夫(1985)认为在多个参与者的博弈中，如果部分合作部分不合作，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不过，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合作能得到很好的收益。滨田(1976，1979)曾对比了纳什的非合作和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合作方式的结果，指出如果目标多于工具，政策协调可以阻止企业采取不一致的政策，所以协调是有收益的。他还指出，协调收益的获得关键依赖于企业的效应函数和“溢出效应”。
不管理论研究的观点有何迥异，但从客观世界经济的情形看，强调政策协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汇率制度、经常项目的不平衡以及如何设计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完全可以预见国际经济的协调理论依然是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而且随着研究方法与工具的不断丰富，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将取得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