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作为领导，在工作中处处做到以人为本，处事尽可能不过分，也不能不及，拿捏好分寸，从而形成一股凝聚力、向心力。
“和为贵”的为官管理哲学，“立中不倚”的服人方法，“和而不同”的用人尺度，“志同道合”的共创精神，“言而有信”的口才技巧，“预则立”的远见意识，“慎独中正”的魅力修养。构建和谐社会，每个团队、每个组织的领导都应该确立“和为贵”的为官管理哲学。
《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国学大师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管理哲学，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儒家早已提出，领导者首先“动之以情”，然后“晓之以理”，情理相容，才能得人心，合民意。“法”当然重要，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法制社会，但在人情上说得过去的“法”，人们才比较容易接受。儒家管理哲学并不排斥“法”，社会的分工等级，必然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在一个团队内部，制度是存在的，但如果要更稳健地发展，仅停留在“法”上显然是不够的。法是谁制定的？人，即统治者，或领导者，而制法的人的个人行为虽有合法的前提，但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领导工作既需要“法”的保障，更需要“厚德载物”的精神动力。
作为领导，除了要处理“情、理、法”的关系，还要处理“责、权、利”的管理哲学关系。首先说“权”，权是权力，是权变，只有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才更易于权变，善于变通。权变是为了避害就利，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利”，关于用权力来为谁谋利的问题，孔子认为，按照利益来行事，会多招怨恨。利益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以致儒家“羞于言利”，但管理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重义轻礼，并不是对老百姓而言，而是对君子而言的管理哲学，这些君子是为政者，或准备进入政坛的人，包括他的学生。
“政者，正也。”为官者最大的考验就是利益的考验，所以一定要“义胜利”，而不应“利胜义”。摆正了利益关系，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责任，否则是很难的，因为利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感叹“人才难得”了。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很多，管理哲学而能掌握“中庸‘’的人很少，不是权力欲过盛，就是过于追求个人的利益。什么是”责“？权力本身就是责任。如果这话不正确的话，那么用人授权也就太容易了。
领导的行为还涉及三个字：“言、行、品。”这三点其实是在情、理、法和责、权、利管理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孔子虽然肯定“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他自己却是个善于说话和论辩的人，无非强调说得巧妙和精到，做到“言而有信”这正是好口才的最高境界：以最少的语言取得最大的实效。
慎言，不等于不言。孟子是雄辩家，荀子也是善于演说的人，传道、授业、解惑，历来儒者无不在磨炼自己的一张嘴皮子。作为领导，好口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你如果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口才推行施政或管理理念，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你也就无法站住脚。但说得好不等于干得好，领导的“行”比“言”更重要。“行”的内容是很多的，落实到管理工作上，领导的行为应透着一种“远见”意识，慎行，就是要求不乱来，要“三思而后行”。领导的行为事关团队的切身利益，把大家带到什么地方，是能力的检验，也是修养的检验，所以，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他是注重自己的“品”的；品行，品与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说了这些，无不归结为一个字“和”。君子以和为贵，和气方能生财。可以说，“和”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乃至团队的稳定与协调，要求人们能够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对于一个团队、集体或组织来说，只要上下戮力同心，事业自然就会兴旺发达；内部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内耗，这样就更有竞争力和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