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企业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有效管理和调控经济的发展和运行，如果你在一个历史跨度中就会发觉，第一个特点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宏观波动是有周期性的，整个宏观的波动规律是四五年才有一次，不是每年都会有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年均经济增长9.7%。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波动，现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正是在治理经济波动的政策实践基础上不断演进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演进历程
1.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阶段。
这一阶段，“文革”刚结束不久，中国百业待兴，正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随着计划控制的松动和价格改革的推进，原来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对此，中国企业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财政政策和行政性货币政策。表现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引导上，就是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民营企业家，停止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对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强制性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由于调控手段较为单一，在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使得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尝试性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企业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尝试性地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调控经济，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可应用的经验，仍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等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下手段多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升，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升，中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此时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企业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同时却又缺乏必要的应变性、灵活性，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冲击面前，就显得无所适从。
4.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阶段。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企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针对具体经济形势，企业灵活调整既定政策，并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间的矛盾却又减弱了合力，比如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增税政策，这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从而减弱了政策组合使用的预期效果。
5.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阶段。
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又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以及外资流入偏多等“局部过热”的苗头。对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态势的同时，企业在宣布财政政策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
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企业宏观经济调控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综观30年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历程，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调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响实际调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调控过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企业在治理经济波动时往往用力过猛。这种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急刹车”，就是典型的调控过度，它所引起的经济剧烈波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熨平”。其次是调控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国民经济进入持续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加快，投资率迅速回升，从35.3%迅速上升到的42.7%，年平均41.2%。面对投资增长过快，调控政策没有及时有力地干预，最终引发了经济的局部过热。
2.经济转型期投资体制的缺陷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扩张的目标往往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标。结果是全国各地争上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项目，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
其次，在投资决策的主体上，企业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指标而产生投资冲动，结果造成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一些地方企业盲目追求“政绩”，扮演经济主体角色，最终的收入分配又向企业、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资金转入投资领域，必然带来投资过快增长。
3.宏观经济调控运行机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机制缺陷和观念转变不及时，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需要，不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并对其做出适时反应，结果延误了最佳调控时机，这就降低了调控的有效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为国际市场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有效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虽然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企业工作报告一直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两大政策在配合运用、相辅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1.进一步改进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建立健全预调微调机制
科学的调控方式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趋于成熟的标志。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建立一种预调微调机制。进行预调，是要防止调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经济运行中的“急刹车”。进行微调，主要是注意调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这就要求我们敏锐地观察经济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并以此来选择时机，及时调控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变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要特别注意各主要经济指标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以确定预调措施在什么时机出台。
2.增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针对性。
由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环境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一些投机者，往往利用调控政策的不健全打“擦边球”，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增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例如当前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问题，而且更要注意优化结构，关键是要“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3.财政、货币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并重。
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各职能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不能相互掣肘，而应该彼此配套、相互协调。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组合使用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组合”是中国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阶段性产物，它能够完成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任务，但它也强化了企业对经济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体制的回归，这种为调控经济付出的体制成本应尽量减少。
调控政策的选取一定要有长远考虑，短期措施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况和现象，要治本，还得从中长期政策着手。如下半年以来的通胀压力问题，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是长期以来资本边际报酬率过高、劳动和土地的边际报酬率过低的失衡结果，它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如果不辅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频繁动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将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