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货币主义释义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货币主义以及货币主义者曾做过描述。尽管他们对货币主义分析的侧重点不同，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管理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货币主义”(Monetarism)一词的首创者卡尔·布鲁纳(KarlBrunner，1968)认为，货币主义的中心命题有以下三点：货币最要紧，货币的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货币存量(或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货币推力的最可靠测量标准；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管理来加以调节。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用更简单的语言解释货币主义这个问题“货币是与名义收入的变化和实际收入的短期变化有重大关系的事情”(Friedman。1974)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在货币主义处于鼎盛时期，对这一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托宾指出，货币主义因其追随者所强调的论点不同而有如下几种含意：“财政主义”的替换者；货币目标；反通货膨胀目标的优先；结束反经济周期的管理。
20世纪，宏观经济学家分裂为追求两种研究纲领的不同团体=一部分是新古典经济学者，另一部分则是与之竞争的新凯恩斯主义者。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很少有人会否定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研究纲领主导着经济学中可利用的空间。从这两个学派的理论里都能看到货币主义的踪影。
货币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现代货币主义发展到了高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货币主义的发展，西方经济理论界又出现了“新货币主义者”(托宾称之为“二号货币主义者”，或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尼尔·华莱士(NellWallace)以及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等。该学派作为货币主义的延续与发展，采用并发展了西方学者穆思于1961年提出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形成了一系列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说法。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系列说法大体与凯恩斯出现之前的传统经济学相一致，从而将西方经济学恢复到传统的被认为是“古典学派”的状态，所以，理性预期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货币主义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古典主义者坚持货币中性论。
“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简述，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仅影响经济中的价格水平。
而不影响实际的产出水平。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人把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市场出清、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假说和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等理论应用于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得出了有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即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中也不能够系统地影响实际产量。
弗里德曼认为，从表面上看，“滞胀”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与制度的安排”，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存在一个自然率的水平。正是国家的干预使得通货膨胀不可预测，才造成了“滞胀”。弗里德曼的滞胀理论，是以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的，而自然失业率赖以成立的前提，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基于“预期”而对自己经济行为的调整，是使“自然率水平”得以恢复和维持的重要保证。弗里德曼的这一思想，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理性预期主义者认为，一切货币增长都是可预期的。且可预期货币的增长是中性的。只有不可预期的货币增长能对实际经济发生影响，而“不可预期”事实上又不可能，因此，“货币增长率规则变动”是货币政策的唯一可行之策。承认预期货币增长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中性，事实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能动作用，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充足的理论依据。
总之，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适应性预期错误论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政策的反对方面，可以看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倾向性：一方面，理性预期学派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沿袭了货币主义的道路，但又比货币主义更具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以更大的步伐回归到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的“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
然而，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发展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综合。卢卡斯、萨金特曾揭露凯恩斯主义模型经历了。大型的经济计量的失败”。巴罗也把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声望受到很大损失归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古典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垂直的观点已经取胜，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供给方面冲击的影响正被编入主流模型中。这样的发展导致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经验方面的复兴”。因此，货币主义的影响被吸收到现存理论框架内，它导致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综合。哈里·约翰逊早已预见到这一发展，他指出：“货币数量论者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努力扩展到联立方程的建立和经济关系的估算。这样做，他们已经同他们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在方法论上作了重要的调和”然而，这样一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发展却起了戏剧性影响。
货币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中兴盛起来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使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从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上落了下来，然而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认为，不要国家干预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因此，他们企图使凯恩斯主义在更新颖的理论基础上以新面目出现。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个主张企业干预经济的新学派–新凯恩主义经济学逐渐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是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沿袭。 而是认真对待各反对学派对原凯恩斯学派的批评，同时吸纳并融合各学派的精华和有用的观点。
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思想包括下列五个方面：防止快速而立即的价格调整使之轻微波动，这样的摩擦是产量和就业方面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在稳定经济方面，货币政策是一种比财政政策更有潜力和有用的工具；从产出的经济周期波动出发，经济周期会很好地被分析，即把波动作为围绕一个可持续的长期波动，而不是把波动看作是产出减少至低于潜在产出的某一水平；分析宏观经济学政策正确方法是：对一个政策规则考虑它对经济的长期暗示，而不是把它孤立地、把每一年或每两年的期限作为一个单独的特定的政策反映去分析；任何稳定政策的真正、切实的手段必须认识稳定政策的限度，包括与财政政策有关的长的时滞和低的乘数以及货币政策效果长而可变的时滞和不确定性的大小。
必须指出的是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货币主义的大部分思想还存在，而且上文都与弗里德曼的名字相联系。换句话说，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这些研究纲领在20世纪使货币主义的传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货币主义与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首席代表萨缪尔森和新一代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联手合着了《经济学》第12版，对该书的原版的宏观经济学部分作了一次最彻底的修订。他们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即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新综合。这一“新综合”，无论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企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方面，在宏观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即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上，新综合借用了货币主义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并以此说明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货币主义用自然失业率理论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货币主义认为。
只有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现的那种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才存在，这是因为工人的价格预期暂时落后于通货膨胀而增加劳动供给；而在长期过程中，由于工人了解全面的物价情况，就会减少劳动供给，从而不会存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交替关系。
新综合宏观经济学几乎毫无保留地继承了货币主义的自然失业率理论。他们认为，在短期中。当菲利普斯曲线稳定时，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也就是说，使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正的需求冲击，使得通货膨胀趋于增加；使失业率升到自然失业率之上的负的需求冲击，使得通货膨胀趋于降低。但是在长时间以后，这种关系将不存在。因为，在长时间以后，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时期以后，紧跟着的将是加速的通货膨胀；上升的通货膨胀不久将成为预料到的、从而内化于宏观经济学经济制度中，使有惯性的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菲利普斯曲线是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一条垂直线，～个国家没有任何办法使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而不发生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但是，他们也指出，无论自然失业率多么重要，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近似精确的。总是存在着意外的和预期错误的情况，因而，菲利普斯曲线的核心见解，即通货膨胀和失业在短期中的交替关系仍然成立。
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学政策主张上，新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货币主义的观点，把货币政策放到了与财政政策相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说到：“新凯恩斯主义从。货币的重新发现‘中受益。货币肯定是重要的。对于财政政策作用的早期的热心研究中，许多凯思斯主义者不合理地贬低了货币的作用”，他们认为：在保持货币供给按固定比例增长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在两年之内会有一半被挤出，在三年和四年之后全部被挤出。因此，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必须同时使用货币政策，他们都是宏观经济学管理的有效武器。而在目前，货币政策对产量和通货膨胀具有有力的影响。
结论
经济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多元化。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去可能预示着我们的将来，所以，总结货币主义的理论精华，对制定我国的货币政策将具有借鉴意义。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
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与西方的差异，需要在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以下问题进行继续而深入的研究，即货币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货币总量的现行评估方法与新的评估方法，货币应该在政策中充当什么角色以及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