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科技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实行管理、调控的总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心经过了三次大的转移。研究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和演变动因有助于恰当地评价其得失，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第一次转变是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以下简称“依靠”、“面向”战略)为基本内容的战略转移，具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1978～1984年：恢复调整，面向经济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科学论断，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奠定了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转移是从1981年开始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八年规划”）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科技发展战略的延续，带有“恢复”的性质。当时全国人民急于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急躁冒进的情绪难免会反映在“八年规划”里。1980年底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批评了“八年规划”中“不切实际的要求”。其后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其中的重要变化是放弃构建完整的科技体系的目标、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主要途径，科技将促进消费品的生产作为首要任务。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科技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新战略的完整表述是在1982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的科技事业应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战略方针（即“依靠”、“面向”战略）。“八年规划”确定的108项重点项目被调整为38项，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则是这次科技战略转移的一个标志。
总之，1978～1984年，基本是恢复时期，开始了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依靠”、“面向”战略。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是认识到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注重基础研究。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再度掀起了高潮，对促进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由于没有把握提升本国自主开发能力的根本立足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造成了长期依赖国外技术和大量进口零配件的被动局面。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科技发展战略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我国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依靠”、“面向”战略既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增长，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相一致；又有效地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二）1985～1990年：改革体制，发展高科技
“依靠”、“面向”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具有了整体科技实力，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但科技工作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实力不相称。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改革的核心是确立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思想，决定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1986年，科技发展战略再次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分三个层次：一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支撑计划，如“863”、“星火”等计划；二是跟踪高科技发展趋势，侧重高新技术开发与研究计划；三是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攀登”计划。
1．实施科技体制改革
1985～198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措施，实行“简政放权”、“两权分离”，推动科技经济一体化。国家通过改革拨款制度，把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引入科技管理，激发科研院所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从而改变了靠指令性计划管理科研院所的局面。国家还推动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和农村结合，创办多种组织形式、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改变科研与生产、军用与民用相互隔离的状况。与此同时，国家着手建立人才流动、人尽其才的新机制，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改革的有力推动下，逐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构筑了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框架。
2．独立的技术政策出台
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依靠”、“面向”战略，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能源、交通、通信等12个领域的技术政策，改变了以往技术政策与科学政策合在一起制定的局面，推动了各部门、各地区技术政策的研究。国家还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全局性、关键性、跨地区、跨行业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攻关，支持和鼓励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并组织实施了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使量大面广、经济效益显着的大批成果得到推广应用。
这一时期的技术政策还体现在出台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开辟了技术市场，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在改造传统产业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3.逐步完善科技立法和知识分子政策
（1）健全科技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自1987年11月1日起施行。同时，国家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直接介入经济领域，建立和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在此背景下，国家科委、国家工商管理局制定了《科技开发企业审批登记暂行办法》。中共十三大之后，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科技行政法规和规章。比如，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支持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单行条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颁布，该条例对试验区的企业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办法。为了发挥地方优势，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相继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为了正确处理科技人员做好本职工作和业余兼职的关系。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的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业余兼职从事科技工作。
（2）完善知识分子政策。这一阶段国家出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政策，国务院1986年发布了《合理化建议和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人事部1988年发出了《关于建立人事部与专家联系制度的通知》，1989年发出了《关于争取优秀留学生回国做博士后的通知》等等。作为科技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在1985年高教、科研、卫生等部门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试点的基础上，198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普遍推行科技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了更好的培养高科技人才，198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开始试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还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实施奖励政策。
1985～1990年，我国科技体制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科技人员管理等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986年颁布的《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是中国第一次发布科技白皮书，集中记录和阐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主要科技政策的要义、依据和执行情况。科技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以“863”计划、“火炬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和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起点，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已进入了实践探索阶段。其间，国务院发布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截止到1990年，我国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等重要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据统计，在80年代，中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万项，其中获国家级奖励的近万项；出现了一批科技经济实体。据测算，仅在农业领域，科技所占增产比率已达35％以上。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使90％以上的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国防科技方面，到1988年，按照“军民结合”的方针军工技术转民用的成果达3万多项次，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5亿元。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科技发展战略转变是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而确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同样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1991～1995年：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
“依靠”、“面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实现了翻一番。但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依靠了外延扩大式的粗放型经营（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战略实现的，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只占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此时世界上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在这一阶段，环境生态问题得到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由于我们人口多，能源和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再走粗放式的发展道路显然难以为继。因此，在1991年中国科技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确立为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指导方针。
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而科技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大批科技人才的成长。从国际范围看，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投入了巨额资金争相发展教育与科技。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把科技与教育作为一个战略措施提出来。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同年，我国颁布并实施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科技发展和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993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在总结科技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型科技体制的总体框架。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在1995年的全国第三次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全面贯彻和落实，其战略重心在于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综合国力的提升。实现这一战略的根本途径是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
1．围绕市场经济需要来制定科技政策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在制定具体科技政策时开始逐步考虑市场需求。
（1）支持基础研究。从1992年起国家对事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比如：1997年国家科委发布了《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暂行管理办法》和《关于设立中外合资研究开发机构、中外合作研究开发机构的暂行办法》。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科技部还组织实施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亦称“973”计划）。“973”计划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工作的重要决策。其战略目标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在更深、更广的领域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2）重视科技规划工作。为更好地开展科技工作，1992年国家科委下达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和《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阐明了我国中长期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发展重点，以指导我国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技术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颁布与实施，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初步实现了向国际规则靠拢、与市场经济接轨。知识产权成为深化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形成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社会环境，国务院于1994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2．完善与科技密切相关的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以及人才政策
这一阶段的很多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都与科技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金融和税收等手段来促进科技发展的形式也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例，与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行政划拨的支持方式有了很大的调整和改进。
伴随着科技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科技法制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并于10月1日起实施。这一基本大法是我国推动科技进步的基本准则，也是制定配套法律、法规的依据。自颁布实施后，各地都依据《科学技术进步法》制定了本地区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1991～1995年，是科技发展战略的深化阶段。此间，我国在坚持“依靠”、“面向”战略的同时，稳定和加强了基础性研究和“攻关”、高技术研发、主要社会公益性研究等，推动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促进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加强了环境、资源、人口与卫生、劳动保护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工作。
（二）1996～1999：深化改革，科技创新
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形成科研、文化、生产和市场的紧密结合。
1997年，中共十五大系统地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总结和规划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蓝图。科教兴国，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战略，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战略。作为一种新的科技发展战略，它在科技思想上体现出了许多创新之处，尤为突出的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以经济建设为主战场，全面促进社会发展为发展目标；以立足自主研究，引进与自主研究相结合为发展策略；把“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提到国策高度；把人的素质提升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世纪之交，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原始性创新已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在加强原始性创新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进步，但和国外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有。原始性创新不足已阻碍了科技的进一步发展。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6月8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试点，率先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这是中央针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以及国内经济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重要决定，由此，形成了“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此相呼应，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具体政策，如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国家经贸委等六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等，在1999年前后形成了一股推动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的高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是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客观要求。1999年，我国从宏观上确立了“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发展战略，微观上又有体制改革、队伍建设、国际合作、国防科技等具体政策，同时该阶段的科技发展战略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整体实施效果较好。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科技发展战略作出四大调整。其一是转变企业职能。企业对科技的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以计划和项目管理为主转向以制定政策和营造环境为主，特别是加强宏观战略研究，从战略层次上审视和处理与科技工作相关的问题。其二是科技发展战略向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转变。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创新体系的建设，从国家的层面对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军民之间、科技与经济之间相互割裂的体系进行新的架构，实现资源的宏观配置。其三是向追求技术的集成、追求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方向转变。逐步摆脱单纯技术性取向的科技工作格局，以提升战略性产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并选择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影响的领域，集中力量实现技术跨越。其四是科技工作向调动全社会资源方面转变。
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开始由跟踪、模仿的渐进式发展向自主发展的跨越式发展转变，“跨越”首次成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科技发展战略目标。
（一）2000～2005年：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世纪之交，全球经济的发展已由资源、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技术进步成为中国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规划强调，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要面向经济建设，围绕结构调整，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总体跟进，重点突破，发展高科技，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力争在主要领域跟住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差距；在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局部可跨越领域实现突破，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在确定高技术研究主攻方向的同时，规划强调坚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先进技术与适用技术相结合，确保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到1.5%以上。十五规划为科技发展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1．实施“人才、专利、技术标准”三项战略
为落实“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发展战略，科技部在“十五”期间提出了实施“人才、专利、技术标准”三项具体战略（以下简称“三项战略”）。在“三项战略”中，首次从战略高度把人才政策落实到具体的科技工作中，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人才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更加得到重视。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2001年，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所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把“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和“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作为重要内容提出，并强调这是“实现今后五年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把开发人才资源提升到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把人才规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开发人才资源的高度重视。此间，国家发布了一系列人才政策，对于培养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三项战略”强调要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同时国家还出台了相关政策，如《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定》、《企业专利工作管理办法》等。
2．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提升重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与技术和资本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显然处于弱势。有鉴于此，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科技部于2002年上半年出台了《关于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要通过“三项战略”的实施，集成多方优势，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7月30日，科技部召开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工作会议，正式宣布“十五”期间将投入200亿元启动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以及电子政务、电子金融、电动汽车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其出发点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加速提升国家竞争力，最终实现科技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重大专项的实施意味着科技发展模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已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展现了十五期间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在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大、关键技术领域跨越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二）2006年至今：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是新世纪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对市场和企业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进行重新界定，以摆脱比较优势的束缚，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2006年1月的全国科技大会及同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预示了科技发展战略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重大转变和调整。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战略自2004年以来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指出要坚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规划纲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对未来我国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是新时期指导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为切实实施《规划纲要》，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环境，国务院制定了《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一共60条，包括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企业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教育和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等很多方面。
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建国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坚持自主创新是我国科技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我们逐渐成形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科学分析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变的动因，有助于营造支持技术自主创新的社会心理氛围，加速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企业根据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以及我国科技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地调整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符合时代要求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为中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探索出了适合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我国具体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战略。
新时期新形势下，落实科技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要求我们的企业干部不但要掌握现代管理技能，成为有能力、有魄力、有执行力、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更应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成为具有战略管理能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风险与机遇从未如此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中国企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作为首都企业决策咨询中心的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紧扣时代脉搏，面向广大企业的迫切需要推出执政能力再造高级研修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