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又成为热点问题。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是国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必将在更深层次上触动原有的行政格局和利益格局，其改革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异于一次体制革命，一次制度创新。
中国入世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和改进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体制，迎接入世挑战，有着重要意义。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它集中反映了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要想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就必须从根本上入手，改革目前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同时，经济过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要的改革和重构。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当首先从根本上把握其逻辑原点和立论基础；只有对这些理论背景进行必要的了解，才能把握改革的实质和现实的需求，才能提出适合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构建方案。
一、法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前提要求
在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里，法律具有至上的效力。因此，如果我们意图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稳定、有保障的推行下去，那么将其上升到立法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曾说过：“法乃善与正义之术。”也就是说，在发展迅速的商品经济中，只有通过法律来规制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才有可能实现实质上的正义并最终成为“善社会”。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职能演进的历史表明，国家权力重心下移是历史的必然潮流和内在选择。行政权力本位、国家本位要让位于社会本位，官本位应让位于民本位。①通过建构更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有效地控制企业权力，规范企业行为，乃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文明的成熟性又是市场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精辟地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表明，法律权威必须来自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崇尚，法律信仰意味着法律至上观念的确立。
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首先坚持对法治的信仰，不应当以过度的行政干预代替法律控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以创新来弥补旧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以创新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法治意味着正确的控权制度的存在，意味着有效的分权制衡原则的遵守。严格的法治，要求公共权力从消极被动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通过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因此，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而言，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基本要求体现在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并且贯彻到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和监督上。
二、发展理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指路牌
发展理念至少包括有快速发展的理念以及持续发展的理念。
快速发展的理念侧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区别于单纯的市场经济增长观，快速发展理念在注重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求国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如何协调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它受客观经济环境的制约，需要分步而行，单纯的物质增长观到头来只能使经济发展陷入后劲不足的窘境。社会经济要想得到良性发展，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就应当接受改革，制度就需要完善和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构，便是现代快速发展理念的要求。单以快速发展理念来指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构，还远远不够，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持续发展理念的着眼点是整体、协调、长远的发展，这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两者具有共通性。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文明社会的向前推进，显现出传统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忽视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维持自然生态财富的非减性；否定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②而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有效利用的同时还积极的对社会资源进行必要的保护，实现以人为本以及代际代内公平的价值观。
现代国有资产的管理已经不再以一般会计计量的保值增值为目标，而转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公共需要和最大限度地节省社会资源为目标。这一显着变化表明我国正在从传统的追求简单经济增长的思维模式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思维模式进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构，应当协调好存量利益（多指自然资源资产）和增量利益（以经营性资产为主）之间的关系，把握经济发展的必要尺度，既不能过快也不应过慢，使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增长的道路。这恰恰说明发展理念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道路上的“方向牌”。
三、走出误区：重新认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建与国企改革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在谈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提及国企改革。诚然，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的关系到底真的如同许多文章和论着所认为的那样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真是国企改革的矛盾集中的焦点和国企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吗？我觉得这种观点有本末倒置之嫌。国有资产作为一种为全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资产，更多地表现公共产品，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资产，它包括有以企业资产为主的经营性资产，行政事业性资产和自然资源性资产。可以说，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财产属于经营性资产，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国有资产可以表现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许多能够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形式。试问，一个属概念如何能包含整个种概念呢？
相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乃是一个涉及面更广的体制变革，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和聚焦点之一，但不能相反地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说成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变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配套工程”。这是多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和企业或企业管理人士的一个认识误区。只有尽快走出这个误区，才有助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建的整体蓝图的早日实现和健康稳定的运行。
四、分权制衡理论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适用问题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分权制衡理论是否真的可行？
分权制衡理论最先来源于国家政治理论和实践，是西方权力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石。其理论宗旨是：社会的公正、公民权利的实现，民主的保障取决于权力不被滥用。但权力是具有腐蚀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将被滥用，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③
然而，西方分权制衡原则在防止权力集中、权力独断的同时，又导致了权力斗争，权利内耗；它在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性、稳定性的同时，又导致了权力运行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促进、保障民主权利的同时又导致了民主假象、民主扭曲；而在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偏私的同时，又未能根除权力腐败、政治丑闻等现象。也就是说，分权制衡理论的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该理论的价值理性，它以一套精心设计的可控制、可预见、可计算的权力运行制度在无形之中消耗了人的伦理价值。
那么，这种存有内在矛盾的分权制衡理论是否真的可以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建中得到有效运用，并产生人们预期范围内的效果呢？这是很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分权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行使的科学化程度，即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程度问题。就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三权分立的模式只能用以分析国家政治权力结构，而不能用于分析国家经济权力结构；经济权力是一个统一体，不能借用政治权力的分权模式来分解和分析经济权力。”④诚然，分权制衡原则有利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实现了企业公权力从行政干预向法律控制的过渡。但是，那些轻率地提出各种源于分权制衡理论的具体方案而不去探究其适用效果如何的做法并不利于相关体制重建的进行。
我们应当看到，在目前的一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制度监督是处在缺失状态之中的。权利要是没有责任的限制和约束，就可能产生滥用的危险。完善和健全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制度就相应地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权利制衡机制不完善的制度，使权利在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虚位监督、弱位监督、甚至监督缺失的问题，从而导致大量权利滥用现象的发生。同样的，当前提出的分层级授权、强化各层级相对独立性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方案，虽然将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都确定下来，但始终无法避免因机械式的分权制衡机制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或官僚主义以及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歪曲、制度失效等现象的出现。⑤“观念上的混乱，是非标准的模糊，错误的价值取向，以及人们被扭曲的心态都有可能使得对权利的约束与监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利用全方位的制度监督来弥补分权制衡原则的不足，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最大化。
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法律经济学探析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环境的衍变，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虽然也颁布了不少，但明显体现出庞多而繁杂的特点，而且在调整实际的资产运行中还存在严重的法律失效问题。如何解决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严重失效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先从分析法律实效和法律社会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入手来探讨。
法律实效是指人们实际上按法律规定的模式去行为，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运用的程度。它是法律实施的直接社会效果，现实社会关系和法定模式越接近，法律实效越好，反之越差。⑥
影响国有资产管理法律的实效的主要因素是国有资产的数量和有关法律社会成本的投入。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关系，要获得法律保障下的效率化运行，必须有对应的法律社会成本投入，否则必然发生法律失效；同时，过度投入法律成本，也是无效率的不经济行为。因此，要实现我国国有资产效率化运行，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法律社会成本投入能力有限且法律社会成本的投入对法律实效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基本前提下，必须要适当调整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才能找到国有资产法律失效的症结，最终获得良好的法律实效。当然，对于已经投入或者将要投入的相关法律社会成本，我们也应当追求其最大的有效化——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也就是说所投入的法律社会成本应当被最优化的运用在相关领域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实现“‘物’尽其用”。
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功利主义法学分析
《财经》杂志刊登过的经济学家许小年的文章曾经说道：在分析各种各样的国有资产管理方案时，应当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原点，也就是应当把改革的深层次目的挖掘出来。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体制改革的目的对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决定力。
德国的功利主义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法律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目的。他把法律看作是实现功利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工具（lawasameanstoanend），认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和法律控制的驱动力。如果说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的话，那么有目的地用制定法的形式制定规则就是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体系的最佳方法。⑦
改革现存缺陷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构新的资产管理体制，至少可以实现以下几项目标：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工业化的工具；保证国家对战略部门的控制；经营国有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保证国家税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克服自然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国家作为大股东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利润最大化或者资产的保值增值。⑧作为国家正式的制度安排，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涉及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立法就应当服务于体制改革的目的，以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和微观上各种利益的协调。
制度对于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制度能够有效降低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制度就会被淘汰，被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有效运行，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重构是一项探索性工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蓝图才刚刚展开，要真正将蓝图变成现实，还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矛盾，也将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实践进一步显露，因此，这项改革也将随着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国有资产布局的调整而不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