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从具体情况来看，我们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是可圈可点的，不仅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而且宏观经济的调控任务做的也基本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也在已经实现。从总体原因上说，归功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和任务规划做的很好，据国外有的学者计算,在1950年代以后,没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速7%以上。可见,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在当代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宏观经济调控做得好,是一个重要方面。这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周期运行的调控上。我们不仅要积累或吸收了国内外的丰富经验,同时更重要的是重视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最重要的经验有九条，我们下面先看一下前五条是什么。
第一,在宏观经济调控指导思想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早在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依据对改革前片面强调经济增速、忽视经济效益提升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教训的总结,明确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1年是“六五”计划的第一年,自此以后,直到“十一五”规划,在中央层面提出的计划(规划)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改革前长期存在的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高指标。当然,由于片面追求宏观经济增速传统战略的惯性作用,特别是投资膨胀机制(主要是地方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的存在,在实际经济工作中真正实现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还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以至于现在还不能说这种传统战略的影响就不存在了。但从中央层面实现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就从整体上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2003年,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就把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在内的整个经济发展进一步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实现了一个新的质的飞跃,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根本的保证上市培训。
第二,在准确把握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特点的前提下,确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方向。改革以后,这方面的经验是主要的,但也有教训。实践证明,正确把握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特征,据此确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方向,对于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如此,还要把握经济周期的阶段变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
做到以上各点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准确把握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距。这是从总体上衡量经济冷热唯一的、无可替代的、反映经济全局的指标。
第三,把调控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紧密地结合起来。当前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只是调控社会总需求,不调控社会总供给。这种观点源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但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符合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企业的行政指令,而且总的来说是短缺经济。因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对供给的调控上,但也总是同时与对需求的调控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需求调控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显着上升了,但并没有忽视供应调控的重要性。这不仅是适应了社会扩大再生产一般规律的要求,而且反映了中国转轨时期的国情。在这方面,既不能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某些流派的理论,也不能照搬西方某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而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宏观经济方面兼顾对需求和供应的调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四,在调控社会总需求方面,主要是处理好消费和投资以及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来都是社会大生产条件下需要处理好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处于更重要的地位。但在这方面,中国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严重不足。
就消费和投资关系的演变过程来说,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费率都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与此相对应,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尽管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这方面存在重大区别,但总的趋势都是这样的。
中国消费率长期过低,投资率长期过高,不仅不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趋势,而且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必将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极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其调整方向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稳定地逐步降低投资率和提升消费率特劳特定位。
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和外需关系已经上升为经济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显着提升。这一点,与改革前存在的封闭和半封闭的情况相比,已有了巨大变化。应该肯定,改革以来净出口以及整个进出口的增长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这也是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一个重要成就。
问题在于:2004年以来,净出口比重上升太快太大。这显然是经济内外失衡的表现。当然,这种失衡又是同国内投资与消费失衡相联系的。但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失当。
净出口比重过大,同中国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国的地位和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战略方针很不协调。不仅如此,还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这一点,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并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形势下,显得尤为突出。
这次危机提醒人们,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外需比重过大,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因此,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积极贯彻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调整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第五,在调控社会总需求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需要把握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平衡点。这是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但如果将其意义仅仅归结为这一点,那就会大大缩小其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把经济增速和居民消费价格增幅分别控制在10%和5%的限度内,可能是一个较好的平衡点。当然,在经济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调控这个平衡点的要求及其指标是不同的。就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来说,要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的时限;在上升阶段的波峰年份,要有利于抑制经济偏热、防止其向经济过热的转变;并有利于把通胀率控制在低通胀的上限区间,防止其向中度通胀的转变。就中国现阶段情况和历史经验数据来看,可以设想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包括波峰阶段)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9%-10%,或略有超过,把通胀率控制在4%-5%,或略有超过。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包括波谷阶段)可以设想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7%,把通胀率控制在2%-1%。
第六,在调控社会总供给方面,不仅要着眼于协调好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以及社会总供给内部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要着眼于协调好长期的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以及社会总供给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就中国以往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协调前一方面的关系上做得较好。也正是这一点,才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但在协调后一方面的关系上,却存在严重不足,以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长期得不到显着改变。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显然,无论改革以前或以后,第三产业发展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扭曲,主要是由传统的体制和战略造成的,但同宏观经济调控失当也有重要的联系。因此,当前中国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这方面改进对社会总供给的调控。
第七,不断推进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变革和创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指令计划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内容。财政和信贷在这方面虽然也有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和主要方面来说,二者不过是实行行政指令计划的工具。改革以来,行政指令计划逐步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的规划。这时虽然还保留了部分具有约束本性的计划指标,但并不占主要地位。这时计划对包括财政和金融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虽然仍有指导作用,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具有独立地位,而且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载体。这是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变革和创新的主要方面。这是其一。
其二,提升了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一般说来,土地是一个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国国情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少,土地资源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在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趋凸显。再有,在土地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地方企业实际上拥有土地的处置权。这一点不仅使得土地收入成为地方企业财政收入的重要,而且成为地方企业招商引资的重要杠杆。这样,土地就成为以地方企业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形成和加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土地的调控就会从土地和资金两方面控制投资膨胀。因而,土地政策也就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基于这一点,2004年以来提出不仅要严把信贷这个闸门,而且要严把土地这个闸门。为此,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坚守18亿亩耕地的底线。这项政策对抑制经济偏热及其向过热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北大企业创始人班。
其三,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对市场主体心理预期的调控,是宏观经济调控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第八,把宏观经济调控的改革与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改革结合起来。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主要是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三部分构成的。前二者与后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显然,没有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宏观经济调控就缺乏赖以发生作用的微观基础;没有宏观经济调控的改革,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就缺乏必要的宏观条件。因此,只有把这两方面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否则,就是难以做到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对1980年代来说,1990年代不仅经济增速更高一些,而且更平稳一些。其中的一个秘诀在于:一方面,这期间宏观经济调控较多地使用了经济手段和立法手段,较少地使用了行政手段;另方面,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有了更大发展。这两方面相互适应,相互推进,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大体上说,改革以来,行政手段还是使用得多了一些,这就束缚了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由于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改革推进不够有力,又妨碍了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要素价格改革滞后。1997年-2006年的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矫正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增速只有2.0%、1.2%、0.8%、2.6%和1.3%。这是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的极好时机,今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好的时机。当然,这期间要素价格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决定性的进展,致使宏观经济调控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价格机制条件,难以充分发挥。
第九,重视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建国以后,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1950年代,陈云同志依据当时生产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就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系统提出了完整的“五大平衡”的原则。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又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中国还吸收了经济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适合中国转轨时期情况的有益经验。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改革以来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上。
我们不仅积累或吸收了国内外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重视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集中表现就是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作为中国发展基本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理论和总纲。
在重视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方面,近些年来在政策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例证:2008年相继提出和实施了“双防”、保增长控通胀、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地位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最后还及时果断地调整了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这种针对2008年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而采取的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证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