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西汉有一位被自己的学生——当朝皇帝冤屈致死的著名官员萧望之，他的经营管理工作故事颇值得经营管理工作者们思考。
萧望之的学问和为人，在那个时代是出类拔萃的。他因为不愿在大将军霍光召见时被”安检”而影响了仕途，幸亏励精求治的汉宣帝看中了他，屡屡提拔，官至御史大夫。但萧望之不改书生脾性，在朝中惹恼了一批人，关键是皇帝也对他不满意。于是，有经营管理工作些揣测皇帝意图的朝臣就纷纷指责萧望之，列出一大堆罪名。不过，汉宣帝还是明白人，知道这种抨击背后的名堂，一方面免去萧望之的御史大夫之职，左迁为太子太傅，让他去辅导太子，另一方面在左迁时下达了”经营管理工作不要有过失，不要再辩解”（”帅意亡愆，靡有后言”）两句上谕，颇值得玩味。
萧望之给太子传授《论语》、《礼》等儒学经典达八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太傅。宣帝驾崩前，专门召见史高、萧望之、周堪三人受遗诏辅政，萧望之任前将军光禄勋之职，成为汉元帝的顾命大臣。很快，经营管理外戚史高与掌握实权的宦官中书令弘恭、石显结成帮派，同萧望之发生矛盾。萧望之主张政务用儒生不用宦官，弘恭和石显恨之入骨。于是，他们趁萧望之休假不在朝堂的机会，让人诬告萧望之，并在诬告信上拟出”请谒者召致廷尉”的处理意见。元帝刚刚即位，不懂”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经营管理以为不过是询问情况，就签发了文件。等到要召见大臣，才知道萧望之已经被关押在狱中，大惊，下令快放出来视事。石显一伙以维护皇帝尊严为由，对元帝说：皇上刚刚登基，师傅下狱，如果摆明是冤狱，岂不抹黑皇帝？建议走法律程序。于是，元帝被他们操纵，下令对萧望之赦罪免职。就这样，无罪变成了有罪。
过了数月，元帝以”尊师而重傅”的理由，重新任命萧望之为官，并打算用他当丞相。当时，萧望之的儿子正因为父亲的冤狱不服气，上书请求复查。石显一伙又给元帝进言道：萧望之仗着帝师身份，让儿子上书，这是”归非于上”，给皇帝找茬儿。不妨让萧望之受一点牢狱之苦，打打他的气焰，才能经营管理工作显示出皇上对他恩重如山。元帝心怀疑虑，说：”萧太傅素来刚直，怎么肯接受审讯？”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萧望之的罪名不过是言语小事，不会出问题。”元帝于是批准逮捕，萧望之果然饮鸩自杀。
萧望之一案，反映出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最高领导人错了怎么办？汉元帝的教训，最起码可以给高管提供以下启示：首先，皇帝也出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出错。西方所谓”国王无错”的谚语，在经营管理工作过去是以国王享有错误豁免权，在当今是以国王没有政务权为前提的。正因为皇帝出错影响巨大，所以，为了让皇帝少出错，古代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言谏、垂询、朝议、廷诤等校正方法，乃至封驳等制度。至于公司领导人，更不可能享有帝王的特权。任何公司的运行，不能经营管理建立在企业创始人不出错的假设上，这就需要尽可能构建经营管理工作一套能够充分表达不同意见的机制。皇帝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召致廷尉”的批示，能够经营管理工作被有关部门封还或者驳正，就可以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汉代的制度漏洞是封驳权在丞相和御史大夫，执行机关就是封驳机关，唐代便修正了这一漏洞，把封驳权专门交给门下省，明清则是六科。平心而论，这种封驳，对于约束皇帝十分重要。
其次，万一皇帝出错，不能将错就错。汉元帝知错之后，石显等人以维护皇帝名声为由，让其将错就错。即所谓”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表面上这种将错就错的掩饰，可以保持皇帝的声望面子，实际上经营管理工作会在原来的错误上再加一层伤害，让原来的冤枉变成”铁案”.除非，这种”将错就错”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当事人利益，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例如小说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就是如此，这种将错就错本质上是对原先错误的”负负得正”.除此之外，经营管理工作将错就错只会放大错误效应。
再次，严防累错。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错误积累。一旦以新的错误来掩饰旧的错误，就会产生链式反应的累积性破坏。防止累错的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是错要改在明处。如果汉元帝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发现了石显一伙的问题后自己及时纠错，就可切断错误累积链。由于经营管理工作汉元帝担心自己的名声，从而使石显他们可以得寸进尺。第一次令萧望之下狱是元帝无知，第二次经营管理工作就是元帝有意。而这种有意，经营管理正是不敢明确纠错累积出来的。高管需要明白，发现经营管理错误后试图暗中改正，多数会不动声色地走向错误累积。因此，敢于亮明错误，是一种难得的高管品德。
最后，还要设法杜塞错源。从一开始就不出错当然最好，皇帝不能保证自己不出错，但要尽可能努力使自己少出错。从领导人的角度讲，杜塞错源需要多渠道获取信息，多维度思考问题，多方面衡量得失，尤其要学会在经验中提升，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汉元帝本人缺乏经验而看不出犯错缘由，被经营管理工作石显一伙所利用，经营管理工作最终导致萧望之死于非命。如果是汉宣帝，就不可能发生这种错误。从宣帝左迁萧望之的处置中，可以经营管理工作看出他比元帝的高明之处。而元帝在上当后又重复上当，不能经营管理工作从经验中有效改进，验证了经营管理工作当年宣帝”乱我家者，太子也”的判断，这也许是古代帝制无法根治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