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使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陷入危机，诱发了中国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做出被动调整。但在过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看得见的手”在干预“看不见的手”之时出现了重大偏差，“企业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使中国结构调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国因素。通过大改革来治理中国特色的“双失灵”问题，改变“信贷—投资驱动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房地产泡沫严重、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大改革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必须高度重视大改革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宏观经济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别。在这种逻辑下，建议2014年企业应当将就业目标定在1250万人，GDP增长目标定在7.5%，物价目标定在3.5%，M2定在13.5%-14.5%，财政赤字率确定在2.5%。
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只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不宜多元化。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大改革在短期带来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鉴于2014年的价格形势不太严峻，包括金融改革、价格在内的各项改革的推出力度较大等原因，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地方债务清理带来的地方隐性支出下滑、改革需要财政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等因素，201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应当有别于以往年份。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应当小幅提升财政赤字率，进一步加强减税的力度，在推进财务制度改革和“三公”经费进一步公开的同时，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
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思路必须配合三中全会改革的举措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建立稳定、有效的市场型供给体系依然是改革的核心，而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必须从需求抑制转向供给扩张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必须着眼于破除制度性利益输送机制和改革土地财政。因此，土地市场改革应当全力推进，快速出台相应的试点方案。
在世界经济整体形势弱复苏的带动下，中国出口增速在2014年将有所反弹，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的持续疲软以及欧元区经济的波动，中国出口增速的波动有可能加大，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