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世界500强名单上的中国企业数连续10年增，去年已达95家，直逼百家大关；这难免使得中国速度、中国模式成为国际论坛的热门话题，中国企业无疑有自己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仍然质疑中国式管理工作体系的存在。作为一种学术争鸣未必不可；但是如果断定其有“致命缺陷”则容易混淆视听。对中国式管理工作体系的“缺陷”正本清源，避免妄自菲薄，有助于企业家在助推“中国梦”的过程中更好地扬长避短。
从中国式哲学与中国式企管说起
姑且不论中国式管理工作是否有种种“致命缺陷”，首先需要廓清中国式管理工作所指的对象。可以肯定，从管理工作体系的自然属性来看，没有“中国式”、“外国式”；但是在管理工作体系的社会属性上，中国企业无疑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哲学的影响总会投射到管理工作体系实践中。然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国际关注的中国速度、中国模式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工作实践，而不是此前的社会背景。我们不妨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管理工作经验称之为中国式企管，在经济转型中弘扬其中的优势，同时与此前由专家强调的“中国式管理工作体系”区别开来。
应当承认，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既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消极发挥，更有人在积极继承。实践中的这两种表现与中国哲学糟粕与精华并存有关，盲目推崇与全盘否定显然都是错误的。应当承认，中国哲学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科技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开始酝酿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早期的认知，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稚朴之处，但也不应忽视其中可贵的创新基因。在对中国哲学给予必要尊重的前提下，与其说其中的糟粕在反市场、反竞争、反科学、反民主、反人性、反创新，不如说应用者的理解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从企业的成长来看，企业家队伍同样鱼龙混杂。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朱海将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不顾商业行为是否正当，把赚钱放在首位，这类商人没有“什么是正义”的意识，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地去巴结企业官员，和某些企业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惜将中国哲学中的巫术运用到极致。第二类是拒绝权力投机带来好处诱惑的企业家，像王石坚持“不行贿”那样是非分明，他们艰难开拓，忠实地实践中国哲学取之有道理念。正是在后一类企业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构成了中国式企管丰富的实践经验。
显然，对“中国式管理工作体系”的质疑如果针对的是中国哲学在现代管理工作体系实践中的不良运用，那不会错；但是如果将这种不良运用全部算在中国哲学的账上，那就成了一种偏见。在实践中，即使存在着质疑者所说的不可重复性、蔑视数字、职业能力丢失等等管理工作体系弊端，也不能以偏概全，没有理由将它们当做什么先天的致命缺陷；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哲学的运用那里找到相反的例证：
思维模式恰恰不缺“可重复性”
认为中国哲学的运用不具有可重复性的观点指出，传统农业或商业时代的“管理工作体系就是管人”的定义，已经被“管理工作体系一个组织”所取代，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以为中国哲学在管理工作体系中的应用不利于岗位或职务的可重复性、组织机构的可复制性，则值得商榷。实际上，现代管理工作体系的可重复性主要指的是生产工艺、市场流程以及商业模式，中国哲学虽然不能直接代替类似的可重复性，并不等于不能为“中国式管理工作体系”中的可重复性提供指导。比如五行原理就是一个可复制的思维模式。用五行配五脏，可以得出对人体的认识：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用五行配五音，可以构成中国古典音乐创作模式：角属木、徵属火、宫属土、商属金、羽属水。类似对五行原理的复制，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哲学中可复制的思维模式虽然容易被蒙上神秘的色彩；但这并不等于它在现代管理工作体系中没有用武之地。比如有研究者将五行原理所讲的金、木、水、火、土称为企业的“五大法宝”，认为其对目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仍然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核心竞争力视为“金”、将驾驭变化的能力视为“木”、将创新组织力视为“水”、将价值提升力视为“火”、将资源整合力视为“土”等等。毫无疑问，企业必须具备上述五种能力，才能维系自身的平衡发展。企业家可以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原理，一方面积极促进上述五种能力的循环，另一方面需要发挥好这五大方面相互克制的作用，从而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者告诉我们，纵观世界各地卓越的企业、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精妙地维系着本企业的五行平衡。这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复制五行原理，即不同时期的不同领军人物根据不同情况，及时正确地进行五行配置。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了五行原理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对企业抱着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不是在进行推卸责任的所谓太极思维。
赋予数字神秘意义绝非蔑视数字
按照质疑者的说法，中国哲学的运用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蔑视数字，似乎不重视“数字化管理工作体系”。这种认识如果不是忽略了粗放式发展与集约式发展的区别，就是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转型，忽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首先、中国文化对数学的研究，古代并不比西方落后。今年1月初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四次研究成果表明，作为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其记载的《算表》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的乘积，还能够计算包含特殊分数“半”的两位数乘法。该《算表》不仅可以将复杂的乘法转变为简单的加法，还可用于除法运算和开方运算。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是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使国内外否定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虚无主义不攻自破。
其次、在中国哲学中并非没有数字化管理工作体系工具，只不过赋予了数字以神秘意义，和蔑视数字完全不是一回事。1、2、3……10，这些枯燥的数字在中国哲学中都有特殊的意义。比如“一”代表初始、归一，“九”代表崇高的地位、长久等等。中国哲学往往将孤立的数字放在一个系统内考察，实际上就是要构成一种数字化管理工作体系工具。比如将一昼夜24小时记为十二时辰，将北京时间早晨5时至7时记为“卯”等等。提到卯时，不仅给出的是一个数字概念，而且在告诉人们当时处于什么状态，如“卯”表示“日始”；上班族应当干什么，如“卯”时应当“点卯”等等。
再次、如果以为人治一定会蔑视数字，那并非中国哲学的主流，更非全部。在战国合纵连横的角逐中，纵横家游说列国，之所以能够让自以为是的君王接受“外臣”的主张，往往是以各国国力和战场演变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很有说服力。苏秦劝燕文侯联赵时说道：赵如果攻燕，不用十天，其数十万之军管理工作体系就会到达燕的边境，然后不到四五日就会直逼国都。“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燕“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这些数据的罗列，使得文侯不能不相信联赵的合理性。
强调“职业能力”必须有的放矢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是从人的品德或精神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认知职业能力的，这容易导致“职业能力”丢失。且不说这种质疑把组织成员应当德才兼备两方面的要求割裂了开来，管理工作体系至于从哪个角度来认知职业能力，并不影响“职业能力”的客观存在。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此山”并不会因为“横看”的存在而从地球上消失一样。难道说历史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都是从品德或精神角度评选出来的？三百六十行的“职业能力”统统丢失了么？
中庸之道的存在可能是质疑者认为中国哲学的运用会导致“职业能力”丢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实是出于对中庸之道的误解。中庸虽然不能直接代替“职业能力”的培养，但强调“职业能力”必须有的放矢，即所谓的中庸，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确，《中庸》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然而这需要搞清楚“不偏”的是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从组织管理工作体系而言，答案就是职业能力。《中庸》第十四章“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强调的就是角色意识。中国哲学的确习惯把人分为君子小人、好人坏人，但同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各的本分。尽管其中有封建流毒，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哲学反对明确分工。
如果说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职业能力”是用独立于自然人的规范、标准来保证的，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制，即处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类的规范，以及言顾行、行顾言的操守等等。其目的正是为了不因人事的更替影响礼教的传承，让人们安分守己、尽职尽责。中国哲学早就注意到了“职业能力”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管理工作体系积极鼓励“术业有专攻”。古时候的能工巧匠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性工作中所达到的精细化程度，可以巧夺天工，甚至今天的人们都很难企及。问题在于，制度设计不能代替职业能力的打造；职业能力在深入专注的同时，统筹兼顾和协同也是非常必要的。
大数据时代需重新认识中国哲学
在此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哲学在现代管理工作体系实践中的不良运用经济增长模式有关。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度的发展属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相对粗放。在以企业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中，设租、寻租现象比较严重，机会不尽公平，企业家个人管理工作体系的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虽然未必都是企业家有意识地在进行中国哲学的不良运用，的确可以从中国哲学那里找到对应的成份。但是形势比人强，在经济转型中，随着其不良运用将被科学、理性和严谨的组织效率的要求所取代，中国哲学中的精华也一定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际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即使对中国哲学存有偏见，也不得不予以重新认识。
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通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公司创造的大量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会花费过多时间和金钱，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思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思维？《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的作者维克托告诉我们：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在我们面前的研究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度；由此管理工作体系导致另一种转变，即我们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这些转变其实就是对中国哲学的辩证回归。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就是在历史积淀的“大数据”中得到证明的，即使有人认为中医没有完成还原式的研究就不科学，但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工作体系医药研制正在按照中医药的逻辑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当然，中国哲学将在大数据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并不能说明中国企业在大数据时代一定能够抢占先机。中国式企管作为对中国成功企业管理工作体系经验的总结，同样需要大数据时代新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同时，除了应对“数据鸿沟”的挑战，中国企业还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到和谐增长转型的任务。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科尔奈所指出的那样，“和谐这个概念也是跟中国的精神并行不悖的，也是符合中国的传统”。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在一轮又一轮创新浪潮中不能弥补中国企业管理工作体系曾经存在的差距，以实现中国梦，那不能归罪于前人，只能向我们自己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