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长期以来,领导能力开发方面为社会各领域培养人才的大学忽视了自身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经理人的管理能力开发。大学校长不仅对大学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开发他们的领导能力对现代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美国大学发展的经验,我国大学应高度重视校长管理与领导能力的开发。
大学校长和各层行政管理人员是一所大学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提升学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源泉在于开发和提升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但从学术组织的有效运作角度讲,领导和管理的水平却制约着教师学术生产力发挥的程度。因此,如何开发大学的领导与管理资源,越来越成为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结合当代美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实践,本文尝试从大学校长的遴选与培训角度探讨当代大学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的问题、改革措施、影响及其意义。
一、培养自身的高级经理人是当代大学发展战略的要求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在推动知识进步的同时也为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提供着引领本行业发展的领导者。然而长期以来,大学却没有注意到下列现象: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领袖的同时忘却了自身领导者的培育。例如,美国学者格林在其主编的《新时代的领导者:为了高等教育的战略》中指出:“大学宣称自己是为社会培养领导者的事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院校很少系统地关注培养自己的领导者。……学院和大学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组织;一所典型的院校可能将其60%的运转资金投资于人事。然而,我们很少投资于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当危机时代来临时,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开发资金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曾经专门研究过美国大学校长过渡问题的两位学者詹母斯马丁和詹母斯塞母尔斯也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相当数量的时间被用来使新学生适应我们的院校,但很少有思想被用于为我们的高级领导设计一个定向或者入门过程。”
可见,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大学本身都忽视了原本早已在工商业组织中存在且应用的人力资源开发。在美国,受公司法人团体文化的影响,企业领导者的遴选和培训工作早已成为美国公司生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因其特殊的组织性质而对公司性质的遴选和培训迟迟不感兴趣。直到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经济资源短缺的束缚日益严重,大学才开始在领导者开发上由被动向主动过渡。
为什么美国必须开发大学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经理人?其中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美国大学校长领导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来以学者为主的校长身份随着外部资源的短缺和信息技术的挑战而发生了变化,董事会通过猎头公司遴选的人选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大学以外的部门。随着公司企业组织中的人进入大学校长职位,大学在运作方式上发生了类似商业组织的行为。表现之一就是,大学校长在做出决策时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员、学生甚至校友参加讨论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才能做出决策的做法,校长必须及时做出相关决策、以便为学校的发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如在战略规划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校长领导不得不考虑到高科技对学校产生的冲击。近一二十年来,美国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的实施推动了大学校园的信息化进程。在这种背景下,高校需要投资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在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进行昂贵的信息技术建设便成为大学校长面临的一个新挑战。面对这种富有高风险特征的战略规划,大学校长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做出及时的战略性决策,将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大卫沃德等研究指出:“当高等教育领导者没有从事信息技术决策或没有将信息技术视为功能性领域执行者的一个关键责任时,他们的学院和大学将错失战略性地利用技术的无数机会,校园将做出不明智的投资,院校财政将受损于信息技术上的花费。”③因此,企业家型的校长“必须拥有知识基础、技术技能和信心、勇气与能力,以传达出在信息技术决策上的战略性后果。”④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商业组织或企业机构的人当选为大学校长,也要求大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开发工作。这部分人认可原来公司中的人力资源开发对生产力提升和领导能力提升的作用,因而在董事会的支持下他们愿意参加各种校长培训活动。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在进入大学前缺少必要的关于学术组织的了解和相应的领导经验,所以,董事会、美国的教育中介机构或组织也认识到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职业化培训和领导能力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对大学发展的紧迫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重目标和功能的复杂组织,各利益相关者往往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向大学领导者提出各种要求,使大学更加像一个有组织的无企业机构。利益冲突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使得大学校长处于冲突的漩涡。领导这一复杂的组织,对其领导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而,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复杂化要求大学必须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从外部环境的压力来看,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在生物医药、通信交流、信息技术、替代性能源资源、新材料、自动化、全球化方面的革命性进步”。这也是大学本身正在做的事情或正在经历的冲击。如果说丹尼尔贝尔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在当时还仅仅是一种新颖而又令人感觉陌生的观念,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则更加清晰地体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一种科学思想从诞生到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技术所需要的时间极大地缩短。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以指数般的速度进行。知识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生产知识的大学在“后工业社会”已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以“变革”为重要旋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速度超越了时间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各个领域面临的挑战。或许可以说,“变革”已成为时代唯一不变的事物。用密歇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社会最能被预见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变革的速度第一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主题。”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大学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技术变革的速度、大学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大学之间在竞争中取胜的速度等,都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正代表并经历着这种变化趋势。
与高科技变革之挑战同时并存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经济资源短缺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针对大学在世纪之交面临的挑战,欧洲十所大学和美国十所大学的相关领导者于1998年5月在瑞士的格拉恩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在会后发表了《格拉恩宣言》。宣言中明确指出:“大学在与其他急需的公共需求竞争稀缺的公共资金的同时,正经历着财政束缚。”美国的大学及其领导者不得不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开拓进取。可见,外部环境的压力对大学管理速度和应变能力提出了迫切需要。管理的速度和效率、大学应对变化的能力成为了当代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
不重视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大学领导者如果不会经营大学,那么,一旦出现财政危机,大学关门之事在当代也不是不可能的。竞争环境使美国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忧患意识。许多高等教育界的人士和教育组织都主动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谁来开发大学的人力资源?是大学自身还是外部机构,如美国教育理事会、哈佛大学的校长培训机构等?
二、美国开发大学校长领导能力的行动
本文不是从教师学术生产力的角度探讨大学人力资源开发问题,也不是从院校的中层和底层经理人管理能力开发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大学校长的遴选、培训和领导能力开发的视角探讨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受到美国教育理事会的关注。在最近一次举行的大学校长圆桌会议上,与会者建议“现任院校的领导者必须做出共同的努力,为拥有更好的未来的学校领导者做好准备”。⑨可见,开发大学自身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培育未来的高级经理人,已经进入在任校长们的视野。
美国大学开发人力资源的行为在大学校长这一层次上的表现是,重视大学校长的遴选并将领导过渡过程作为一个模式进行管理,对新任校长(不管是未曾有过校长经历的还是曾经有过校长经验)进行相关知识和领导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迅速适应新的院校环境。对未有过校长经历的是从战略意图和战略操作上进行,对有过校长经验的则从具体的技术训练上进行。
对董事会和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来说,“从一开始就更加有意识地处理整个过程中广泛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渡管理’的新模式”。这种遴选新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了解“任期即将结束的校长的想法”;“董事会根据校长的意图作出安排”;选拔新的校长;直到“新任大学校长与董事会的蜜月期结束”。这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大学校长的过渡作为一个过程管理,就是要系统地研究、处理其中的关键问题,做到每一个环节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最终实现遴选出优秀的、能够对大学发展负起责任的校长。这说明,遴选过程既是一个遴选委员会成员代表各自利益相关者而相互博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董事会领导下选出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校长的过程。过渡管理是董事会思考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校长、如何遴选出这样的校长、如何实现校长过渡、怎样使新校长和董事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迅速磨合并相互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董事会评估过去一段时间大学的理念和发展状态、以便重新调整发展战略的过程。
人力资源管理在现代美国大学中的应用有多种表现形式。由于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的组织,领导大学对校长来说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今天,美国大学校长的胜任条件比二战前的要求高得很多,因而务必保证遴选到高效的高级经理人对董事会和整个大学来说也成了艰巨且具有风险的任务。“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可能使得组织内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开展每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因而便产生了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外包,即与一个卖主签订合同使其执行原先由公司履行的部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人力资源管理首先发端于工商业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外包同样也是最先在它们当中应用。
现在,美国大学在遴选校长时,董事会越来越多地通过猎头公司来寻找候选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外包行为”。大学校长领导性质的变化和大学校长管理水平重要性的增强,都使得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成为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巨大事件。董事会已经没有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了信心保证遴选到合适的人选。为此,他们委托猎头公司帮助开发潜在的合适人选。从倾向性上看,以赢利为目的猎头公司重资金筹措能力以及经营现有资源并使之增值的能力的人选。这样以来,企业家型大学校长开始活跃在美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
然而,来自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人士担任大学校长随之产生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他们对学术组织的运作环境和习惯缺少了解、理解。这样,如何使他们迅速了解学术组织的特点、理智地与学术人员相互磨合并领导大学保持自身的使命,就成为董事会和大学中各利益相关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领域。实际上,对院校和社会来说,现代美国大学校长更替频率急剧增高的代价都是高昂的。“校长遴选需要昂贵的费用,同时需要大量的时间。新校长、甚至那些曾经在其他地方当过校长的人也需要时间了解学校和校长职位。”○13这些新变化迫切需要董事会、教育组织或大学研究机构高度重视大学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解决上面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开展大学校长的培训、管理与领导能力开发工作。
在美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校长的管理与领导能力开发中,美国教育理事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其他组织和教育机构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由朱蒂斯迈克劳琳(JudithB.McLaughlin)领导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大学校长研究班就是其中之一。在近90年的发展史上,成立于1918年的美国教育理事会通过各种途径和行动在全美做出有利于高等教育进步的舆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提升大学高级经理人管理能力的项目。其中,面向大学校长的项目有:①校长研讨班和圆桌会议。主要是在美国教育理事会的倡导下,定期或持续性地就大学校长领导问题举办研讨班或圆桌会议。例如,每年举办一次的面向国际教育的“领导网络工作论坛”,约有200名校长和教务长参加,讨论国际化教育中的领导角色。2003—2004年,理事会还就技术战略问题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2004年,理事会举办了校长圆桌会议,阐述了高等教育与企业的社会契约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讨论并一直延续到2006年。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竞争和公共目的上,致力于恢复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2005年,理事会邀请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学校长举办了两年一次的“跨大西洋对话”,就企业和高等教育之间变化的社会契约进行讨论。②女校长高峰论坛。由理事会高等教育妇女办公室定期召集女校长参加。它把世界妇女大会的有关精神和决议带回了校园。峰会看到了院校校长角色和责任的扩大、考虑了女校长的价值观在塑造院校的未来以及组织氛围中的综合与协同作用。③有色人种校长高峰论坛。由种族和民族平等中心主办。峰会探讨有色人种校长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现任校长提供直接支持和服务;建立多样性的民族校长网络工作平台,以促进有色人种校长与协会领导者、企业官员、大学学者和咨询人员的合作。④大学校长咨询网络工作。这是美国教育理事会新开发的项目,以便为校长、尤其是上任第一年或第二年内的新校长提供即时的咨询,帮助他们应对眼下的挑战和棘手的问题。咨询网络工作将吸纳一批前任校长参与讨论,以检测理念并为校长提供咨询等。
除了面向校长的开发项目外,美国教育理事会还开发了一系列面向首席学术官和其他副校长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有:①新任学术副校长讲座。这是理事会为任职三年以内的学术副校长专门设计的。它通过长达一年的一系列会议方式,向他们提供实用的执行领导开发训练。这个讲座能使参加者探讨广泛的领导问题,包括战略与预算决策、管理学术人员、领导变革且保持稳定、与内部和外部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②面向学术副校长的国际化论坛。这是一个大约50个首席学术官参加讨论并阐明国际化中的关键性领导挑战而设计的邀请项目。论坛的共识通过网站或基于网络的刊物向更多的听众传播;而经选拔来参加论坛的首席学术官将获得最低限度的资助,使他能在所在学校的综合性国际化教育革新行动中调节资源的分配。③提升妇女领导者的全国领导论坛。高等教育妇女办公室已经举办了65次全国领导论坛,邀请大学校长同那些即将进入高层行政领导职位或校长职位的妇女一起研讨。这个为期三天的论坛主要讨论院校领导职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将她们介绍给遴选咨询人员,由此而进入校长遴选过程。④晋升为校长:面向副校长的专题讨论会。这是一个新的讨论会,面向那些在未来一两年内将晋升为校长的副校长,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即将成为校园首席执行官的过程中获得宝贵的洞察力。为期两天的专题、首席执行官的遴选过程、合同的谈判、校长职位的成功过渡等问题。它是高度互动的,包括与猎头公司执行官的真诚谈话、来自多种院校的现任校长的辅导、来自模仿面试的反馈以及推荐信和个人简历的评判等。
通过上述高级经理人管理能力培训项目,美国教育理事会为提升现任大学校长、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妇女领导者、少数民族出身的校长的管理与领导能力以及开发潜在的未来领导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近年来美国教育组织或机构为推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所开展的典型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本文没有涉及的面向中层、底层行政领导者和高级教员的领导能力开发的项目)具备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全部内容,即“获取人力资源、回报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维持和保护人力资源”。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自觉运用人力资源的理论和实践,美国大学在人力资源开发行动中受益匪浅,为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其他高等教育组织或大学校长培训机构虽然在培养项目的广度和影响力上比不上美国教育理事会的项目,但它们所涉及的领导开发内容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因而领导力开发中的领导能力开发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开发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其中,关于大学校长的培训项目一般包括:“组织领导的环境背景——新校长在进行管理和改革时,如何识别和处理该校的组织文化和重要传统;统筹能力——与校董事会关系的处理;发展战略——学校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中校长的角色;筹资——如何有效地发挥校长的筹资作用;财务管理——如何依据财政状况作出恰当的决策;人事管理——如何考核下级、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特长;学术领导——如何对学校教学、科研的组织工作产生影响及如何保持个人的学术特长;校长生活——如何处理休闲、夫妻生活、校长官邸的处理等问题;演讲思路训练——提升校长演讲说服力和号召力。”这些训练内容,对于大学校长企业家精神和品质的形成、筹资技术与协调能力的提升、经营战略思维的应用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美国开发大学校长领导能力过程的意义与启示
人力资源开发对现代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美国教育理事会的行动,美国高等教育在即使是经济资源短缺、信息技术挑战和国际化冲击的时期也拥有了一批与之相对应的新时代的校长。他们就是正活跃在美国高等教育舞台上的企业家型大学校长或者被称为具有创业意识的大学校长。这些校长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经营能力、领导风格与技术、道德领导与个人魅力、表述高等教育发展远景的水平等,都与美国教育理事会等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行动密不可分。他们不仅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而且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克拉克克尔曾高度赞扬当代美国大学校长们那种企业家般的优良品质,认为:“正是这些风险承担者使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了相比之下充满活力的领导动力。”詹姆斯?杜德斯达也同样承认这一点。他说:“高等教育是幸运的,因为它经常遇到富有冒险精神的校长出现在自己的舞台上。”○19其次,人力资源开发能够提升大学的学术生产力水平。在美国,人力资源开发同时增强了大学与外界的联系,公众因大学活力的再现而恢复了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对大学来说,有目的地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会更加清楚自身的历史使命。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大学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最终目的也正是向孕育她的社会提供知识、人才和有价值的服务。
大学开发人力资源的行动带给我们许多全新的启示。首先,学术界有必要重新评估大学进行的一些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像在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活动中,许多遴选委员会委托以赢利为目的的猎头公司帮助大学寻找大学校长候选人,两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具有商业性质。但对现代美国大学来说,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大学董事会已经难以保障遴选到适应大学需求的优秀校长。遴选校长如此重要、花费如此昂贵,使得大学不得不采用具有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性质的行动来确保优质人力资源的获得。同样,在遴选到合适的校长人选后,大学也会在随后的校长培训方面采用工商业组织经常运用的人力资源开发方式对新校长进行必要的领导技术训练。这些行动对大学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十分必要,它不会危害大学的学术组织的本质和使命。因此,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整个社会应当对大学的这些行动持宽容的态度并给予必要的支持。虽然我国公立大学校长的选择要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但在我国民办高校的校长遴选过程中可以学习借鉴国外一些科学合理的做法。其次,通过研究美国大学中的人力资源开发行动,我们可以明确开发大学人力资源的主体这个问题。对开发大学的高级管理人才资源来说,其主体可以是多种行为主体,即高等教育系统以外的教育中介机构或组织、大学里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大学的董事会与校长。没有董事会和大学校长自身的主动行动,开发大学校长的管理与领导能力是相当困难的。当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教育主管部门的党委要发挥好党管人才的作用,更加有意识地培养大学校长的管理与领导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大学校长也应当自觉地发挥自我提升管理能力的主动性。再次,就当代中国大学中的人力资源开发而言,我国大学校长同样迫切需要提升领导能力。由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与美国差异太大,所以,在我国开展由教育中介机构举办的针对大学校长的人力资源开发行动难以取得成效。这是由我国大学校长具有一定的行政官员级别这种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教育中介机构在校长们的行政官员身份面前缺乏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针对我国大学校长的人力资源开发行动应由各级企业的教育主管机构来承担。实际上,我国企业也已经开展了具有人力资源开发性质的活动,这就是于2002年、2004年和2006年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这些行动是必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其中最缺乏的就是中国大学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意识和行动。
结语
今天,国内外的有关人士经常批评大学所开展的一些具有工商业性质的活动;尤其是大学校长的企业家精神及其相应行动,更是受到传统人士的严厉批评。他们忧心忡忡地认为,现代大学的学术精神已经失落了。但事实上,有良好适应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大学校长领导大学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挑战、积极应对并引领时代的变革,正是大学主动学习其他社会组织行为的结果。在一个资源短缺的时代,大学能像企业那样懂得珍惜各种资源、增值经济资源、开发经理人的才能,这对大学和养育她的社会来说都是有益的行动。
美国教育理事会等教育组织所开展的一系列旨在增强美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行动,不仅直接提升了企业家型大学校长的领导能力开发水平和领导水平,而且还间接地提升了大学的学术生产力。他们自觉应用工商业组织的人力资源理论的实践,给新世纪的美国大学保持卓越地位提供了优秀的领导人才。这再次表明,美国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具有良好的机制及适应能力,它们不会仅局限于逻辑的推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经验比逻辑更有力量,这不仅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在内的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都是值得借鉴的历史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