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来源：《牛津管理评论》
管理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经验，是经验的跨地、跨时的反复证明。学术主流的看法是，经验证明主要靠定量研究(尽管也允许少量的定性研究，而且是实证主义框架内的定性研究)，定量方法也就是主流圈子里接受的那些工具(库恩的观点)，不需要争论，看那些课题，看那些文章就一清二楚，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兴趣去关注。
对于组织管理，我比较相信个体的经验，我不太相信这世上会有“普遍意义”的组织管理知识(但我高度地信赖常识，而常识往往是地域性的)，就如同我不太相信“人生道路”只有唯一的正道。所以我也对直觉感兴趣，对洞察很在意，对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后的顿悟很着迷(尽管是非常局部的知识)。仔细想想，自己这一拨人，没机会扛枪过江，没赶上上山下乡，对世界的了解，多半是间接经验、书本经验。起初脑子空空的，填了不少“舶来”的概念、原理，在大学里前前后后待了近22年，在小公司、“大”公司做兼职也就6、7年。大学的管理，我深有感触，小公司的管理，我有些体会，“大”公司的管理，经验让我怀疑战略不那么管用，并且发现领导与高管间的“关系网络”举足轻重。
因此，我的体会是：除非有足够长的时间介入一个组织，除非有愿望去不断反思自己、观察他人，除非有好奇心拿那些“经典”的理论去检讨自己的组织、组织中的人，包括你自己，不然，似乎很难说我们明白了组织管理，明白了管理，明白了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人。
分享即快乐，我不图自己能螳臂挡车，只期望有些许的共鸣，有哪怕是一丁点儿对实践者的启发性(这是我对管理学术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
最不需要之No.1：统一全员的思想
思想最好不要被统一，因为统一思想的假设很幼稚，也就是说想法跟做法应该一致，问题是怎么会呢，有必要吗，凭什么啊;或者就是另一种解释，叫作野蛮，连脑子里面的东西也想管，过分。结果就是逼着别人拿嘴巴当想法，所以催生出越来越多不敢/不愿把想法讲出来的人。长此以往，认知失调了，行为失衡了，要么是抑郁症，自残，要么是狂躁症，伤人!
最需要之No.1：(尽量)统一行动
能(尽量)统一行动就好，行动是比较可见的，或者说比较容易用结果来衡量。告诉别人你需要在什么时间、地点，需要什么作为、什么创意(新)，需要多少，然后，开出你的条件，同时允许别人比较，最后说好了，大家签个协议，把义务和回报都写进去。再复杂点，就是要充分考虑彼此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当然，对于搞创意的人，统一行动也很变态，因为其中的假设连幼稚都不配，简直就是愚蠢!创意(新)天生就是要颠覆那些陈规陋习的，你整天却让他/她“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惟马首是瞻”，末了，竞争来了，压力来了，危机来了，又埋怨人家没脑子，拿不出办法，怪谁?
最不需要之No.2：被垄断的权力
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没有权力，权力说到底，就是十字路口，不知道前后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斩钉截铁地说，笨人向左，我们往右。时间越紧迫，情绪越紧张，那声音的效力越大。战场上军令如山倒，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关乎人命。但在一般组织中，如果只“允许”少数人发号施令，那就很幼稚，因为垄断权力的假设是，“权力”所选择的路径，每一次都应该最好，或至少是次好、不坏。这个几乎不用争论，我们早知道，即使见过100万只白天鹅，也不能说，天鹅都是白的。而在组织中会有哪种权力，能拥有建立在100万次“正确方向”的经验积累上的呢?做梦!想想看，那些曾经伟大的企业家和高明的战略制定者们，有几个在今天的经济衰退(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吧)面前，依旧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呢?
最需要之No.2：权力的边界与制衡
大多数组织里并非都是生死攸关的事，你要适当约束权力的范围，即使是把权力已经让渡给了“规则”，也不要让权力或规则之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以致无孔不入，要让人有些自主性，不然还会是人的活法吗?特别是，在十字路口，到底是向左还是往右，甚至是向上还是往下，别忘了多听听其他的声音，只要别人的说法有理有据，搞不好还就是“站那儿不动”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要给其他的声音以正当性、合法性，最好就是一种制度安排，由权力确定约束权力自己的规则。尽管“权力”往往可以委托给“一小撮儿人”。
最不需要之No.3：自以为是的领导
领导不等于权力，但领导跟权力是一对孪生兄弟;权力的影响常常有，但领导却未必。说白了，为了过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选择方向，但没有哪个组织天天站在十字路口，月月等着选择方向。我们一般把领导理解为权力的化身，最开始应该是出于“信赖”，毕竟人家带着我们过了几回路口，而且应该是大路口，挺顺。再往后，如果还有大路口，接着“信赖”，慢慢发现不那么灵了，或不灵了，开始“动摇”、“怀疑”，最后，挣扎一番后“抛弃”，有行动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说了半天，领导必须要意识到，没有那么多路口，不需要你总是激扬文字;何况过新路口的经验你可能根本没有，就别总在指点江山。
可现实是，曾经值得信赖的大领导可能太辛苦了，所以就在大家的仰慕和拥戴当中生出一堆“小领导”，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小小领导”——异化了，符号化了。可没那么多路口怎么办，人总要干事吗?很不幸，情势渐渐演变成了遍地都是“本可以不过”的“路口”，最糟糕的结果是：大大小小的领导成为了组织的麻烦，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麻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领导就等于麻烦+制造麻烦。
最需要的No.3：自知之明的领导
关于领导，可能是真起作用的，也可能是作用不大的，甚至没什么用处，纯粹摆设的，我们都可以接受，只拜托领导的声音和身影有张有弛、能进能退。在我们迷失的时候，领导是明灯;在我们辛苦的时候，领导是鼓励;在我们失意的时候，领导是安慰。就这么多，刚刚好。
一个“经验说明”
分析完了，提供一点儿经验观察，是自己最熟悉的组织。或许没有普遍性，因为我没有观测100万只白天鹅的时间、精力，关键是本钱。但我碰巧去过澳洲。我的初步判断是，世上的天鹅，我看到有两种，白的，黑的，仅此而已。虽然是个人经验，但应该有典型性，也就是说天鹅再珍贵，也就是种鸟、一种体型较大的鸟，不用观察，即使难免不会看到一只灰天鹅，可天鹅永远也长不出虎皮，生不出熊胆。
想想中国的大学，那个方向明确吗?就算不明确有共识了吗?即使没有共识目标总有吧?你总得培养一批批人才而不是蠢才吧!那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呢?能力强吧，有想法吧，还得有个人样吧。那什么样的环境是让人有“能力”、有“想法”、有“人样”的必要条件(我可不太相信什么充分条件)?先不去说那敏感的“自由”，多样性总要吧，不会是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教案、统一考试吧?尤其是管理这样的学科!
那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大学老师都是些什么人呢?高低胖瘦，男女老少的我不细说，读书人吧?读书干吗?不就是“该”比别人多知道些道理，多明些事理，或是多点儿办法，能解决问题吗?什么是道理，什么是事理，什么是办法，如何解决问题?你总钻进故纸堆里行吗?你不直面现实行吗?你不允许探索行吗?直面现实不讲真话行吗?探索不试验、不犯错行吗?
对照上面的“最需要/最不需要”，思想能不能统一，在大学里谁都清楚;权力的边界和制衡，几乎天天在吵，在改革。一个切身的体会是，校园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太多了;让人上上下下跑楼梯(站电梯)，签字、盖章的事太多了;收这个资料，填那个表格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有多的要求，对于一个还顾及面子，想当个合格大学老师的人，只想真诚地呼吁：比起那些不接触学生、不怎么上课，或只上某几门课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你们凭什么笃定那些小路口、小小路口该怎么过呢!拜托了，还是研究研究“办大学”那些大路口该怎么过，把“教学生”这些小路口的过法留给我们这些普通老师、教员群众们自己去琢磨吧。
大学管理也许和其他组织管理的差异颇多，比如“方向”、“战略”变化得就没那么频繁，比如当个好老师的角色意识就至少有千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积习。难道就不能少点儿聒噪，少些折腾，以免大家全变成清一色的混混?这世上没有最好，但有些事，只要做了就一定更好!请规避那些最不需要的东西，请珍惜那些最需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