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Facebook的招股书显示，其创始人扎克伯格拥有公司56.9%的投票权，此外，他有权任命继任者。这样的权力安排引起美国投资界的质疑。一位投资公司经理认为Facebook的管理结构像独裁专政，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
独裁和民主是一对政治术语，在当今的主流价值观和语境中，前者显然被认为具有明确的贬义色彩，后者则受到普遍的推崇。不知从何时起，这一对包含感情色彩的政治术语被运用到企业——公司治理应该独裁还是民主?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在中指出，企业家领导力发展通过某种“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认为企业家领导力发展权威的存在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率，并认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企业家领导力发展以权威组织生产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要比直接采用价格机制更有效率。
如今，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这是因为截至目前不存在一种完美的制度。在完美的制度下，即使企业的最高决策者是一个平庸的人，企业也可以平稳健康地发展。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处于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面对层出不穷的创新与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就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有洞悉未来的睿智，还要有过人的胆识。
在公司治理中，“独裁”一词与在政治领域的用法有着本质区别。在政治领域中，独裁意味着权大于法，表现为对公民的生命、尊严和财产的藐视;在公司治理中，独裁并不意味企业家藐视法律或者侵害员工的利益或者尊严，而仅仅是在组织生产或者管理的过程中树立一定的权威，以便于贯彻企业家的意志，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换句话说，公司治理中的独裁者的“独裁”表现为在企业中拥有一定的权威，可以在不顾企业中其他主体的意志下组织生产，而其他主体只能屈服于这种权威。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那么企业家就像领军的统帅一样，只有树立权威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将整个队伍治理得如臂使指。事实上，尽管在企业内部会有人对企业家的决策和指挥颇有微词，但依然愿意在企业家领导力发展的指挥下进行生产，否则，他大可以用脚投票。因此，可以认为公司治理中，企业家并没有限制员工的自由，只是需要员工服从某种工作安排，而这种安排不一定非要与员工协商。可见，公司治理中的独裁仅仅是一种组织生产或管理的方式，不应该像对待政治术语一般给它贴上贬义的标签。此处的“独裁”实际上只是一种企业文化。从科斯的理论可以得知，通过企业家领导力发展的权威来安排生产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正因为如此，公司这种组织才会出现。
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拥有较大控制权、较小所有权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动力也有能力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这就是作为管理者(代理人)和股东(委托人)目标函数不一致时产生的代理问题。在代理问题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采用“高额在职消费”、“违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等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烈·谢莱夫及其研究小组形象地把这一类行为描述为“隧道行为(Tunneling)”。事实上，只要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代理问题就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其产生与公司的内部经营是否独裁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从理论上讲，企业家的独裁程度与其隧道行为的难易程度应该显著相关，可以预期的是企业家领导力发展独裁程度越高，其隧道行为越便利。如果公司的运营基于某种民主制度，没有人能够独断专行，那么，隧道行为应该会减轻。因为独裁的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可以非常容易地将公司决策调整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方面。可见，虽然隧道行为的产生与企业家领导力发展是否独裁没有必然联系，但独裁的存在放大了公司的代理问题。
企业家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不断的建立威信，其性格、精神会逐渐地融入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决策链条中的各个环节。类似精英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的素质、品行和能力直接影响公司的命运。在企业家独裁的公司中，企业家凭借个人的专制可能会降低企业内部群策群力带来的创造力。原因在于，在这样的公司中，员工对企业家充满敬畏，倾向于隐藏与企业家领导力发展不同的想法或创意。企业家的权威无疑会给员工的精神带上一副“枷锁”，异想天开的创意或许有顶撞权威的危险，但求无过的心态或许会走得更稳健。无疑，因为企业家领导力发展的独裁，公司的存续系于企业家领导力发展。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领导力发展可以使濒危的企业起死回生;一个蹩脚的企业家领导力发展可能使原本前景广阔的企业万劫不复。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富不过三代，经过优胜劣汰洗涤后依旧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字号只占有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企业如流星划过天际、如烟花冲上云霄，绚烂一时，就归于沉寂，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引来无数的感慨与思考。
正因为如此，在思考公司治理问题时，人们渴望民主，希望公司的股权结构能够形成制衡关系，以遏制企业家领导力发展的独裁行为，并且希望民主的氛围可以集思广益，发挥团队的集体智慧。理论界也试图证明民主的公司治理模式在效率上会优于独裁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遗憾的是，当前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显示民主的公司治理模式优于独裁的公司治理模式。
电影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台词“千万不要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无疑，好朋友合伙开的公司，即使在股权上没有形成制衡，也比较容易形成民主的决策氛围。电影中三个男主角难以收场的争吵，以及电影原型公司创始人的分道扬镳，不禁让人觉得：民主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阿罗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指出：“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并且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在公司治理中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有“经济人”属性，参与民主治理的各方均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很难保证公司的目标函数与参与民主治理的各方目标函数都保持一致，在冲突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甚至损害其他方的利益，因为，在个人目标函数下，公司整体蛋糕的大小常常并非是最关键的。人们之所以渴望民主，是因为独裁的企业家领导力发展倾向于选择对其自身有利的决策方案。而在民主氛围下，参与决策的各方同样倾向于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决策方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结果显得比较复杂，但并不代表企业效率的提升。从决策效率来看，对于每个参与决策的人来说，正确的或者说最优的方案均处于迷雾之中，每个人都像摸象的盲人，未窥全豹却坚持己见。此时，“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依然无法帮助决策层选出最优的决策方案。相反，还可能引起某些掌权者的抵触而使最终敲定的方案在执行中得不到有效贯彻。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之间会相互排挤，公司团队人心不齐。从理论上讲，民主决策规则并不能帮助公司获得更优的方案，但决策成员之间因争执产生的不齐心，会很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很多案例表明，公司要么在这种内耗中逐渐陨落，要么民主决策成员逐渐在被排挤失势，最终公司出现独裁的局面，和谐共存并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的并不多见。在现实经济中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企业创始人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在线销售母婴、化妆、食品、家居、保健、厨电等产品的红孩子，其三位创始人(杨涛、李阳、徐沛欣)的股票平均，其决策机制趋于民主。但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在面临转型时，李阳认为应该专注细分领域，徐沛欣认为应该做综合品类，两者争执不下，最终，创始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公司业务也因此一落千丈，后来被苏宁电器收购。黑马会秘书长、丰厚资本创始人杨守彬在一文中认为股票特别平均的公司不值得投资，因为“三足鼎立容易掐架，两足并列容易分家”。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独裁还是民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无视外界批评坚持己见甚至刚愎自用，或是分权管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值得推崇?著名管理学者弗鲁姆曾经谈到：“没有一种正确管理模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情况，领导者所要做的是一定要让你的管理模式迎合不同情况的要求”。实际上独裁或者民主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为统计上的相关关系。所以，截至目前，有关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很多著名企业家领导力发展也曾经被外界贴上过独裁者的标签，例如，乔布斯、马云、任正非。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中独裁和民主并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例如，在讨论问题时，可以培养民主的氛围，员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实际选择方案时，企业家领导力发展可以在综合考虑各种方案后乾纲独断。实际上，公司治理最需要考虑的并不是独裁或者民主这类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而更应该在物质激励与精神宣导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
在公司治理中，物质激励固然非常重要，但精神宣导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弗鲁姆认为“只有足够多的沟通才能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如果你对一个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有意见就应该说出来和他交流，而他也应该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如实地说出来，越是这样越不容易产生误解。领导者不断地鼓励大家充分交流沟通，久而久之就会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文化与信任感”。在著名的霍桑实验中，霍桑公司的工人们长期以来对工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存在许多不满却无处发泄，实验中的访谈计划为工人们提供了宣泄的机会，结果导致士气提升，公司的效率得以提高。可见，在管理过程中，即使企业家领导力发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只要重视与员工沟通，倾听他们的想法，即使没有按照这些想法来做，最终对企业也是有好处的。任正非曾经表示有时候他虽然心里有了主意，嘴上也不会说，如果开会时结果和他想的一样，他会表示赞成，以示决策是在民主的氛围下产生的。
因为独裁的存在，公司安危取决于企业家领导力发展的素质和各项能力，正因为如此，这个世上也许不存在永恒的公司，没有人能保证公司的下一任掌门人能够一帆风顺。但是，如果没有独裁的存在，在纯粹的民主治理下，也许不会有公司存在。
可见，独裁还是民主，不见得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