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是一个结,一个千丝万缕的死结。经过了上一周的焦头烂额后,这个星期郭台铭先生拿起了“亚历山大帝的宝剑”,蛮不讲理地想要将这个结直接砍掉:加薪3成,6月1日起。在经历了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网络培训开通了网络商学院的学习后发现,同样是加薪解决方案,在经历了几次反复后,本田汽车零部件厂罢工事件以提薪24%结束。
加薪当然好,但我们对数量的理解很有趣,比如相对值和绝对值,大家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加薪30%,你会叫“太棒了”,涨薪300,你就会嚷“太少了”,不是吗?考虑到富士康一名普通员工的基本工资只是区区900元,涨30%和加300元就是同一个概念,但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惊诧。
不过,让我惊讶的还不是涨太多或涨太少,我惊讶的是涨薪竟然可以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在参加了杭州企业内训之后总结,以前要想涨个工资,不是千难万难吗?既然以目前的工资水平,想去富士康上班的人还要挤破头,理论上有必要大幅加薪吗?
还有,在我们的概念中,中国的代工制造业链条上每一环都是绷得紧紧的,不是常说人民币升值是不可承受之重吗?加薪就不重了?无论多了少了,富士康多出来的30%或者300元钱,郭台铭先生要从哪里抠出来呢?
看得见的有三条路:第一条,郭先生既然是首富,那就让点利吧,给员工一点“共同富裕”,在企业开通了企业商学院学习得到的。空间原来还是有的,富士康自己也承认加薪30%未必会对财务业绩构成重大不利;第二条路,这不是我想到的,是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来的,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打头阵,方案是给富士康这样的竞争性行业减税,减税所得给工人涨工资;第三条路,也不是我敢想的,是听说的,说苹果这个市值超过微软“富得流油”连乔布斯都觉得有点不真实的公司,准备在代工费里多让一个2%出来,好让富士康给员工涨工资。
结果如何,无论是老板,还是政府,还是客户,都认同了一点:长期以来的劳动力的低分配比例是不可持续的。一项数据表明,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区区的37%,而后一直停留在这个低水平。不可持续,已经是老生常谈,政府喊得再多也没用,企业自发行动才有效,从富士康和本田事件上来看,“当事人”终于是上路了。
蛋糕就这么大,要从上面三条路上给劳动者找钱,无可厚非甚至应该理直气壮,但是以前即使有人这么想,也没有人这么讲,这么做。“涨薪三成”给我的最大惊诧是,原来这些都可以来的那么直截了当,自然而然。真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然不是说跳楼事件和罢工事件自然而然,而是说不相信这些突然事件有什么扭转乾坤的力量,我倒觉得富士康和本田事件更像是某一种大变化的“催化剂”。什么叫做催化剂?就是加快反应的东西。在各种“拍案惊奇”的事情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方向性转变,所不同的只是速度。
富士康事件,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触媒。北京市已经宣布7月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上海要求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记者在深圳也得到了不少代工企业准备跟随富士康涨薪的消息,而人保部工资所的所长已经开始明确在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加薪,至少在这个星期看起来,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大势所趋,不会也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大幕已经拉开了。
富士康事件,还不仅是一个加薪的触媒,它还加快了原来就已经潜在的正在进行中的几个大事件的“化学反应”速度:一个是收入水平的调整,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调整;一个是产业转移,从东南部沿海转移低端制造业到中西部;一个是GDP结构转型,从投资出口拉动到消费拉动。
其实,富士康早就有涨薪的压力了,此时涨薪正是顺水推舟。富士康还准备加速工厂向中西部转移,降低生产成本是一方面,让农民工在原地就业是一个结果,中西部的生活成本要比长三角、珠三角低得多,更不要说留在家门口的好处,少一个留守儿童就是解决了一个家庭的问题。还有,涨薪后的富士康员工,要拿这30%或300元钱来做什么?只要涨薪是长期的、稳定的,他们很可能会把钱花掉,改善点生活条件。
花掉,正式说法应该是消费掉。以前,十几年的增长,靠的是农民工作为低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链条,一分一毫地把GDP给堆出来,以后,几十年的增长,还得靠他们作为消费者搞活中国国内的需求。今后的GDP,不靠富人的奢侈品消费,也不靠炒房炒股,能依靠的正是这些最广大的劳动者的消费改善需求,以及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需求。
城镇化,就是要他们住城里的房子,逛城里的商场。
今天富士康和郭台铭,怎么都让我想到100年前的福特汽车和老亨利。福特。老亨利。福特在工业化大生产上开创了的三个标志性事件:创建了流水线生产;给工人日薪5美元工资;最后还有和工会对着干。郭台铭100年后,搞得还是流水线,工资吗,该涨就得涨。
老亨利-福特让自己的员工买得起自己的T型车,如果,郭台铭也让自己的员工也用得起iPhone呢?
企业培训案例:“涨薪三成”拍案惊奇
2015年12月8日 企业培训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