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老板跑路，事关企业信心、失业增加和经济减速的风险，确实要重视。那么，老板为何跑路呢？
从动车事件到民间借贷危机，三个月之内，总理两次亲临温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温州是个缩影，而非孤例。老板跑路，事关企业信心、失业增加和经济减速的风险，确实要重视。那么，老板为何跑路呢？
直接原因是高利贷崩盘。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企业家要从事高利贷？而且其中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根据对京津蒙浙的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的长期跟踪调研，我们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传统行业的经营困难。从依赖外需转为启动内需、顺差减少升值加快、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调整，是一个趋势，转型难度大，成本高。今年以来，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用电，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可获得难度的增加有目共睹。在我们调研浙东某工厂时，老板说一年之内已经涨薪三次了，累计涨幅30%以上，但用工难、劳资纠纷仍是最大心病。
其二，投资渠道匮乏。出口行业之外，之前为民间资本所热衷的房地产、采矿业，由于调控和地方的资源整合，也逐渐对民间资本关上了大门。之后的炒作农产品、艺术品等，就更加等而下之，容量也很有限。去年发布的“非公三十六条”曾让市场寄予厚望，到今年则不免失望。今年对地方融资平台采取的严厉态度遏制了地方的投资冲动，政府和国有部门的需求收缩很大，也使得需求依附于此的民间资本对未来的投资预期不乐观。
其三，闲置过剩资金的增值压力。过去十年的繁荣，也是竞争性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后的制度红利释放时期，私人部门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在持续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预期的压力下，民间过剩资金的求利动机和急迫性增强，进而产生脱实体化的倾向。民间金融在2011年利率逐步提高，规模日益庞大，短期的高回报和个体风险的可控性，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也改变了一些靠起早贪黑发家的企业家的心态和行为。毕竟中小企业的承压能力弱，而转身的灵活性则较强。
其四，货币紧缩的挤出效应。有供给也得有需求，在投资性的供求之外，是紧缩之后的实体资金需求难以在正常利率水平和规模水平上获得满足。特别是在金融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数量而非价格工具的使用，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强势部门对弱势部门的挤压，不仅存在于金融部门对产业部门、国有部门对私人部门，也存在于产业链上游对中下游、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也在增加，而企业之间的信用在削弱。
即使是民间金融产生的资金流，也流向了各个行业产业链的上游，项目的投资方、细分行业的大企业或大客户。举例来说，国有或地方政府平台的“铁公基”项目，目前银行贷款不到位，只有占用下游施工企业的资金，而很多施工企业不得不变相从民间市场融资。
某省前三名的施工企业，拥有国家级六项一级施工资质，在2011年被拖欠工程款多达10多亿元，被迫借道信托，直接融资成本约为18.5%。而与其合作的更多中小型施工企业，不得不为变相垫资承担比之更高的成本。
某焦化企业客户是某国内知名大型钢铁企业。今年的二到三季度，钢铁行业显露疲态，净利大幅降低，同时其现金流也出现较大问题，因此拖延焦炭企业的货款周期加长，并进而导致为焦炭企业提供服务的企业不得不从民间金融市场融资，承担很高的资金成本。
该种情况目前在很多实体行业普遍存在，房地产企业、施工企业以及建材服务提供商更是如此。
最新的调研表明，今年以来，民间金融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产业投资领域的规模趋于减少。用于资金周转的比例增幅显著，中小企业资金链的紧张状况正在恶化。整体上，民间金融已经过了增长最快的高峰；分区域，浙江的机构已经率先开始主动信用收缩。而另一方面，供求矛盾没有缓解，随着紧缩，在持续恶化中。在遭遇年底拖欠结算和倒贷风潮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恐怕今年年关难过。
在此，笔者以为，要重树企业家信心，首先需要恢复信用。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信心来自信用。规范民间金融之外，在民间信用变味、受损而收缩之际，要引入政府和银行信用，落实对中小企业的金融、财税方面的帮扶措施助其渡过难关。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企业家对经济长期前景和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这有待于更多的制度性改革的推进——实体经济领域的限制放松、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的适度开放，以及金融投资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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