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食品安全的连连失守与国企“茅台门”之类事件的频频曝光，催生出一种从源头上加以治理的主张，那就是推出更加严密的制度；甚至解决养老双轨制的弊端也要重新进行“精细的制度设计”。然而从王充关于制度的比喻中可以看出，即使推出之类，也未必能够杜绝各种管理短板的出现。明确这一点不是否定制度建设，而是在强调已有制度落地的重要性。
主动查“奸”比制定制度更重要
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在质疑韩非“明法尚功”的思想时，也承认制度的作用，他指出：“夫君犹火也，臣犹水也，法度釜也”，“水之性胜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胜，必矣。”釜是战国时期秦人使用的一种炊器，形制近似于现在的罐，我们姑且把它理解成一口大锅。王充把法度、制度比作一口大锅，意在强调一种防范作用，肯定了建章立制的必要性。这原本没有错，也符合当今不少管理者的愿景。但是，如果把防范和主动的查访违规行为对立起来，那就走到了防范的反面。 王充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很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可惜在主动查访违规行为上与韩非较劲，是他的一个硬伤。这涉及到一段历史：战国初期鲁国君主缪公，向孔子的孙子子思打听一个“官二代”是否不孝。子思说，这是小人所记的东西，他不知道。缪公又去问一个叫子服的大夫，子服大夫把这个“官二代”的过失如实告诉了缪公。不料缪公却因为这件事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韩非指责缪公这样做不对，他认为明智的君主就是应该主动地找出坏人并及时处置他们。而王充则不以为然，认为缪公做的对，君主用不着预先察觉臣子在干什么坏事。按照这个逻辑，应当报喜不报忧才对。 其实，王充关于制度是釜的比喻并不贴切，且不说拿上级、下级、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应火、水、釜不妥，仅就他过于相信“釜”的完美就不足取。从理论上讲，完美无暇的“釜”在火上烧时可以滴水不漏；但是谁能保证在使用中不会出现隙？正如王充所言，水有灭火的趋向。如果有人人为的造成眼孔，水难免会流到火上。况且釜上釜下还会出现相互呼应的情况，所谓“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釜上釜下串通一气，水漫金山也未可知。这绝非小人之见，而是要防患于未然。所以预先察觉“釜”的内外异动是必要的，虽然不必鼓励告密，但是对有人及时反映情况，曝光某些问题，不能认为那是人家多事，“失贵贱之宜”。 企业管理也是一样，需要将建章立制与主动查“奸”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主动查“奸”更重要，否则就难以发现漏洞。管理中的“奸”就是不正当管理，是执行扭曲，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主动查“奸”就是反对不正当管理，从源头上治理公司高管的败德作为即腐败。反过来说，当企业完成公司化改造，在公司领域的源头上治理腐败就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建章立制，而是反对不正当管理。比如5月底广东省国资系统反腐工作会议上通报的新广国际案，实际上是发生在2000-2008年间的旧案。原董事长吴日晶等通过信用证诈骗等手段，骗取巨额银行资金并挪用，导致国有资产损失22.94亿元。2000年组建的新广国际连续七年被授予“广东省外经先进企业一等奖”，制度之“釜”不能说不稳妥；假如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吴日晶等人的不正当管理，也不至于被他们钻了空子。
不要因查证的过程造成制度虚置
王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在对制度的认识上有失偏颇？因为在他看来，预先发现臣子在干什么坏事的时候，还需要一个查证的过程，不能立即处置。对于下级的违规行为听到以后不能立即处置，听到就等于没有听到。如同“闻善与不闻，无以异也”，知道不如不知道，还不如装着不知道。反正制度在那里摆着，该怎么办，由着执行者决定。根据法制的设计，君主即使没有听见宫外的好事与坏事，那些好事和坏事都会得到处理，“虽不闻善恶于外，善恶有所制矣”，岂不快哉。 应当承认，从发现下级的违规行为到对违规行为进行求证有一个过程，处置相对滞后。但是这不能成为“防劫不求臣奸”的理由，否则就等于将制度虚置。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制度建设过于理想化，似乎有了制度就能保证所有问题的解决。如果过于强调这一点，不是被下级蒙蔽，就是自己在刻意推卸责任，是在回避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一般与特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界限，忽视后者的作用。王充将制度比作“釜”的作用就是如此：把水装在釜里，水开了也不会把火灭掉，这只能是一般而言；实际上，釜中的水将火浇灭的现象并不少见。火绝不能因为自己备有釜，从此就认为所有的水最终都会装进釜里。或许当水还没有被装进釜里，火已经被浇灭了，釜放在那里就成了摆设。 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不能偏听偏信，不能仅靠听到的情况就进行奖赏与惩罚，这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国企、央企的监管中，更多的情况是对一些违规行为的查证过程过长，高管的败德行为不是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就是不了了之。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洋贿赂”的“拔出萝卜带不出泥”。当一家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进行商业贿赂的案件被披露，美国公司已经认罚，并且已经列出贿赂对象中国企业的名单时，中国企业在查证的过程中总是“泥牛入海”。如果单个案件查无实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接二连三都是如此，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这种查证的“慎重”是一种推诿，实质是在明哲保身。
是的，“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有利于促进人们尽职尽责；但是如果人们被告知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飘忽不定，那么上述说法就无异于画在墙上的烧饼。所以制度落地的障碍并非是否存在查证的过程，而在于管理者对不正当管理的危害是否高度重视，并立即启动查证过程，积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务实而非避实就虚。首先，在得知下级的行为涉嫌不正当时，无论是谁的责任，管理者都应当在道义上担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次，不能把查证的过程等同于下级的自证，听任下级的自证无异于放纵；再次，就是所谓的包容异质思维，也就是尊重舆论，且不可用查证的过程搪塞过去就算完事。
最容易破坏制度的是制度的执行者
王充指责韩非，是想强调“养德”的重要性，把礼义作为治国的纲纪。如果这样的愿景能够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还是可取的。问题在于，王充反对君主主动查访、官员主动反映违规行为，那就过于温良恭俭让了。王充以为，对于法度的执行，可以“任典城之吏，察参伍之正”；依靠地方长官，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对比进行裁决，君主可以高枕无忧。可现实并非那么理想，“典城之吏”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察参伍之正”的自由成了他们的特权，两者的结合，使得制度的执行者往往成为制度的破坏者。 即使下级并非刻意违规，对制度相当的重视，但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背景和立场、角度的不同，在运用制度解决问题和查证事实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着认识和方法上的误区，念歪了“经”。比如传说中书呆子的“全信书”。有一年冬天，这位书生把脚放在炉火上取暖，研读有关古人钻木取火的文章。鞋子被炉火烧着了，他还要求证是否“先有烟再有火”。因不知道怎样把鞋子上火弄灭，忙求诸书本。等找到答案，鞋子已经不能穿了。上街买鞋又要求证尺寸，转身回家翻箱倒柜在父亲遗留的书简里找依据。他眼睛盯住“着鞋六寸”一句，却无视前面的“吾儿七岁”和后面的“脚随人长，步步前进”的字样，把老人家生前的苦心安排搞乱了套。 当君主自己碰到制度的执行问题时，也未必都能应付裕如；尤其当其有私心时，制度由我来定的优越感往往容易使他们出尔反尔。比如武则天的禁杀牲畜、禁捕鱼虾。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维护自己的地位，当上皇帝后便下了一道禁杀牲畜、禁捕鱼虾的命令以助推全民崇佛运动。左拾遗张德喜得贵子，宴请宾客时偷杀了一头羊。赴宴者中有个叫杜肃的一纸状文向皇帝告发了他。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追问张德宴请之事，张德自知违禁，赶紧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却说：“我禁止宰杀牲畜，是吉是凶难以预测。可是你邀请客人也应该有所选择，不能与无赖聚会。”拿出杜肃的状文给他看。可见连武则天自己都不把禁屠令当回事。
在企业管理中，下级虽然不会刻意破坏公司的制度，不至于公开与制度对抗，但是通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弄虚作假，往往会使看起来不错的制度失效，同样使得制定制度的预期目的难以实现。管理者在客观存在的制度博弈中接招，掌握博弈的主动权是必要的，但是还需要对博弈惯性进行治理，校正制定制度的指导思想。首先，领导者在制定制度时不要力图使自己超脱，只管加重下级的责任。所谓上下一心，不仅是要下级与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必须能够代表下级的利益。其次，在制定制度时不能留有后门，掌握所谓的最终解释权。那样做实际上是“人治”的翻版，难免上行下效，漠视制度。再次，要走出一套制度不灵再推出一套制度的惯性，否则上级就会失信于下级，火中取栗的违规行为就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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