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缓而痛苦的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从未能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
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正确的。对草根市场经济的歧视,导致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不稳,从而激发出广泛的民粹主义情绪。
在重要的资源性行业,对内资开放徒有其名,直到目前为止,在煤炭等领域驱逐民资的国退民进仍未受到清理,在石油等行业通过进口权、排产权等限制弱化民资地位。在入世之后,外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民资因此被降落为非国民待遇,使更为明显,本应先对内开放的市场对外国投资渐渐敞开了大门,给外商的“国民待遇”大大优于民营企业,以至人们形象地称民营企业为“非国民待遇”。
在重要的税收方面直接歧视内资。
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此前外资所得税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的税率高达33%。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从2012年12月1日起,中国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中国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在税收政策上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彻底结束。此前,内资企业被征收了十几年的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自1985年开征;教育费附加1986年开征。吸引外资作为政绩之一,外资买单将难言坏帐一盖了之等好处,让地方官员对外资趋之若鹜。
中国的金融机构成为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锁的典型行业。2007年的数据显示,境外投资者通过低价入股国有银行狂赚1万亿,加上在香港低价上市的垄断型公司的利润,远超1万亿。
自欺欺人的可笑观点是,既然内部市场资源无法激活金融市场,外资又不是活雷锋,他们进来既获得了收益,使中国银行业开始了真正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改革,也使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更高的估值,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但中国金融业从未真正向内部开放,村镇银行升级,民间机构必须让出大股东位置;小额贷款公司被严厉禁止吸储,最终以高利贷的畸形方式获得赢利权,因此在政策上与道德上受到双重打压。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起步,竭力争取在境外开疆拓土设立或者通过并购的方式分支机构,也设立了理财中心为国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但市场化并不只是并购游戏,也不是股权激励,其实质是一种竞争体制,所有的一切组织架构都围绕竞争而来。但体制内的银行恰恰缺乏对于竞争的本质理解,他们是天然的蓝筹股,他们可以获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在资本市场降生伊始就是股市的定海神针,可以理直气壮地首批获得QDII资格。
市场改革绝非一蹴而就,许多人都清楚的事实是,许多国有银行的董事会仍然缺乏人事支配权,银行内部建立以业务为条线的事业部制等体制如一团乱麻。银行的改革路径在验证一条以开放促改革的路线能否成功,现在看来问题极大,只有对外开放而缺乏对内开放一翼的市场,无法改造内部的行政土壤,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环境,无法改变漠视境内投资者利益的不良文化。
另一个典型行业是资源行业。由于对民企的步步紧逼,民企在石油等行业步步撤退。1998年以前,民营企业在石油流通领域占到了85%,每年上缴利润高达人民币1000多亿元。民营石油批发企业与民营加油站固定资产总投资约为人民币7720亿元,就业总人数134万人。据统计,民营资本占成品油批发企业总数的33.4%和国内加油站总数的56.3%。民营企业进入中国国成品油分销领域的各个环节,不仅企业数量多,而且分布区域广。到2007年,中国民营石油批发企业由1998年的3340多家锐减到663家,4万5000多个民营加油站有五分之二处于死亡边缘。
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国内石油零售市场在2004年对外开放,国内石油批发市场在2007年对外开放。而从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八部门的“38号文”便明确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重申两大集团的成品油批发专营权,并进一步赋予其零售专营权。2007年1月出台的和3月的,过高的门槛实质上是在驱逐民营石油企业。
大型企业可以与国际石油巨头建立合资企业,康菲石油在渤海溢油事故后态度傲慢,民营油企至今仍在追问,生存还是死亡?
正因为民营企业生存艰难,要求给予民企生存空间的文件才层出不穷。2003年10月,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要求加大对内开放,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提出“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
2005年2月25日,正式颁发,从七个方面提出36条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核心是给予民企国民待遇。让人遗憾,老36条未见效,只能推新三十六条,旧三十六条颁布5年后,国务院再次颁布,对非公有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形容为将已经透明的玻璃窗擦得更亮。有传闻称,细则将在2011年底出台。
中国存在“王爷经济”,官方垄断企业拥有天然优势;中国还存在“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被各种费用等层层分割,国内市场物流费用甚至比远洋出口更高昂。
中国的市场化只完成了一小半,重要的资源行业、金融行业均未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根基,也未在用工制度上建立市场雇佣机制,更没有在资源配置上响应市场召唤。中国的市场化是表层的浮浅的市场化,从根本上不接内部市场化的地气。最接近民间市场化的温州草根经济,处于生死关头。
对外开放对内封锁的恶果
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锁,加上权贵经济推波助澜,使得国内民粹主义泛滥。
对西方经济的解读只剩下两个字,“阴谋”。甚至在中国本土也亟需的知识产权方面,也认为是西方对中国封锁技术的阴谋。这显然是受虐心态的表现,虐待之源来自内部的不平等。在不平等待遇下,民营企业家既痛恨权贵的不公,也痛恨外资的跋扈,由于无法向权贵发作,只能向外资一开火。从2005年开始抨击外资并购,到近期抨击金融战——对内不开放,引发的民粹必然导致民粹对外资的痛恨,对外开放难以持久。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主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传统中的封闭路径割裂。
1978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允许草根市场存在,但2011年,仍然在探讨国退民进。1861年到1894年,中国开始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可以视为上一轮的国企参预世界竞争,最终,退回到民粹主义的彻底闭关锁国。
没有内部的市场经济,以偷懒的对外开放取代内部的艰难市场建设,必得市场软骨症。
洋务运动经历半个世纪以血腥的战争方式失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空前的饥荒悲剧,而现在,是回到了洋务时代,还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市场草莽的建设期,以真正的市场建设立下中国发展的百年根基?
希望不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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