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徐晓萍：企业经营困境源于整体环境忽冷忽热。为了防止经济过热，2007年至2008年央行曾经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提高存款利率，到2008年8月还一直压得比较紧。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我们才有所警觉，经济政策开始急速转向，出台了四万亿救市、十大产业振兴、消费补贴等计划，但在经济出现过热趋势后又重新实施紧缩政策。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维持当时的紧缩政策可以促使中小企业健康地升级换代，向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对外部环境反应过于迟缓，政策出台又缺乏合理讨论机制，造成中小企业整体生存环境忽冷忽热，打乱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规划，使企业缺乏相对平稳的环境来完成转型升级的过程。
而没有发展方向则是当前中小企业的最大问题。发展实业利润微薄并且转向很难，产业投资又渠道狭窄。本轮通货膨胀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比在金融危机时期更严重。扩大内需市场意味着重新拓展销售渠道，调研市场和建设品牌，需要投入资金、人才和时间，企业难以靠自身来实现这个过程，需要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民间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新非公36条”，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健康发展，进入能源、金融、市政建设等行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民营资本通道很狭窄，感觉被“玻璃门”挡在外面。
周德文：用工困难、资金紧缺和资源短缺这些外在因素长期存在并且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从2004年开始，“用工荒”就频频出现，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企业并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十二五”规划再提“节能减排”，温州等沿海地区再掀“拉闸限电”潮，使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制造业对原料价格非常敏感，但是通货膨胀导致原材料价格飞涨，例如2010年下半年铜价竟从每吨3万涨到8万。再加上汇率波动，企业为保订单不敢提价，有订单又不敢接。
陈建华：经营成本与国际竞争夹击制造业利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耗费大量原材料、人力、电力等成本，相对利润低、管理难度大。而且国家对制造业的政策不是特别有利，企业的税收压力也很大。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的是越来越激烈国际市场竞争，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税负成本都比中国低。一头是经营成本上升，另一头是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利润空间越来越少。有些外向型企业，不可能改变汇率的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取消，即使管理得很到位，能压缩的成本都压缩到底，也实在没有利润空间，没办法生存下去。
潘恩考：现在企业利润薄，而且经营过程中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小企业都是为了能够控制风险而减少生产。除了招工难、原料价格变动大、能源供应不确定等因素，作为供应商的小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劣势，流动性风险比较大。企业一般是拿到订单以后收到三成的预付款，货物验收后收回60%货款，过了质保期后再收到10%，企业购买物料、生产、仓储运输和最后汇款的时间周期特别长，风险很大。许多人指责温州制造业空心化，其实能够炒房的多数都是有财力的大型、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很少感到生存困难。
跑路潮——企业家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在轰轰烈烈的倒闭潮中，不时爆出老板骗贷潜逃、假破产真移民等非典型倒闭传闻。一些老板扔下国内的烂摊子，通过海外置业、预付款贷款、离岸公司佣金等名目向海外转移资金。网上热传一张陆续增加中的 “温州大老板胜利大逃亡名单 ”，有的逃跑类似于温州宝康吴保忠的欠巨款后突然 “人间蒸发 ”，有的类似于 “漂亮脚丫”老板的变卖资产、欠薪逃跑，有的类似于“百乐家电”郑珠菊吸收公众存款放贷、崩盘而逃。
企业家的跑路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为什么会出现逾越底线的现象？
周德文：跑路的企业家往往既经营实业也在运作资本，他们用实业向银行抵押贷款后进行资本投资。当借贷或担保的资金出现问题时被迫逃离。跑路潮验证了温州产业空心化，资本畸形发展。
陈建华：我了解的绝大多数企业家投资地产也是为补贴主业，实在补不下去也不希望企业倒闭。而少数抱着投机心态去炒房、炒煤，牺牲员工利益的人不能算是企业家。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不是多么高远的事情，企业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使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员工、股东的利益。一个企业是否环保、是否有益于百姓生活、是否影响居民，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空间，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也为自身埋下了不确定的因素，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有些企业家感觉地方政策多变，有种不安全感，问题还是在于企业本身发展战略不明晰。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当地的招商引资指标，每一阶段的规划都不一样，企业自身一定要明确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能打乱自身的规划。
潘恩考：其实每年都有“跑路”的老板，国内有，国外也有，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时，有很多毁约失踪的外国人。跑路毕竟是个别现象，我认为温州人的信用是很好的，因为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实一直是靠民间借贷支持，有这个信用基础才会有现在的发展局面。但是温州企业家在迅速积累了财富之后，不知道如何升级企业，仍旧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企业难以做大。
“潮”起的反思——温州模式何去何从
FT中文网上报道描述了温州小企业的焦灼生存状态。项碎兰，这个小学五年级学历的农村女人从卖毛线起家，在“温州模式 ”兴起的大潮中开起了棉纺厂，在企业经营成本利润微薄时渴望转型，却由于关联担保工厂负责人的逃跑，被银行纷纷追讨担保贷款导致企业陷入绝境。这个温州小企业的案例，一如信泰的倒掉使十家担保企业陷入困境。从中，我们看到了企业主对金融风险和财务控制能力不足，依靠互相联保获取资金又为更多企业埋下了财务隐患。
在外部环境恶化与国家推进产业升级转型的背景下，粗放的温州模式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自我转型升级？
周德文：“温州模式”与“温州制造”的命运集中反映了中国中小企业的情况。温州制造业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初期由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温州企业缺乏创新和人才、管理不足等短板日渐暴露。然而，虽然温州制造已经不再有低成本、低价格优势，但温州几十年积累的产业集群等优势依然存在。温州企业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关键在于提升传统特色产业，转变盈利模式；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整治和淘汰落后产业。另外温州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避免无序竞争引发的行业内耗。
陈建华：没有不好的行业，只有不好的企业。企业一定要了解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深入研究产品性能和市场需求，找到自己的标杆企业，去追寻它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民营企业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只做产业链中的一段，应该主动寻求上下游整合之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企业还应该多加入商会、行业协会等平台，共同向政府呼吁如何改善政策和经营环境。
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我触动很大。我们的包装产品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也很难做成品牌，订单和外部环境都非常不可控，因此我就考虑如何将企业发展与国家政策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了在农村开设连锁集装箱超市的方案。我们给农村带来了社区生活服务，店中集成了网络购物、刷卡消费、文件打印、招工信息发布等服务，还解决了农村的就业问题。现在我们建立了村镇联通一体化的销售网点，在全国已经有了330家连锁店。建设好销售通路以后能够给我们的合作企业比如今麦郎、康师傅等更多支持，对我们本身的包装业务也是一种帮助，同时整个集团也有了充裕的现金流。企业经营模式从B2B衍生出了B2C，两条腿走路发展更加稳健。
潘恩考：传统温州企业一般都小而零散，抵抗风险能力很弱，虽然现在温州企业收购了全球大量的品牌，可是如何运营品牌却是个难题。品牌运营过程中从渠道建设到形象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小品牌很难吸引到一流的设计、市场运营人才，拿地、融资也面临着重重难题，因此我和其他10位企业家筹划组建了“温商品牌联盟”，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平台让企业互助发展。我们希望在选定经营位置后联盟成员一起入驻，形成品牌的协同效应。整合优势资源，联合开发和分享渠道、人才等资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我们希望未来联盟能够成立公司，联盟内部的企业通过公司整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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