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黄仁宇先生在中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从当时（1994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发现，只有“三个部下，受到他（蒋介石）的赞许”：
（三人）此为汤恩伯、薛岳及戴笠。汤能揣测蒋之心理，为国军其他将领不齿。戴笠担当秘密任务，蒋称之为“热心可嘉，实不愧为革命之信徒也”，写在戴飞机失事之后，此已不足为奇。但是薛岳具有独立性，不受驾驭，西方之观察家常把他写成一个与蒋分庭抗礼之人物。蒋在一九四三年冬常德战役时记下：“此伯陵（薛岳字）之所以能为健将也，殊足慰焉。”可算是出人意料。
蒋介石用人饱受诟病，但是作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枭雄，自然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有其地位，这里也不想纠缠于政治是非，以有色眼镜目之，而希望能以黄仁宇一般史家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当然读过黄仁宇论及蒋介石文字的人未必认同这一点，但是其在完全否定和顶礼膜拜两个极端之中重新认识蒋介石历史地位的见识却是必须肯定的。
而从上面关于蒋介石对什么样的部下进行肯定，却可看出作为上级领导的偏好倾向，从而对作为下属进行自身取向作出更理性的判断。因为日记毕竟在记下当时并不准备拿来出版，因此更为真实可靠。
蒋介石所赞许的三类部下，大致能够概括出大多数人在组织内的生存状态和方式：
一类是汤恩伯，媚上而欺下，也颇能得到领导认可；但是却无法得到同僚及下属的认同。其屹立不倒的秘诀即是能出揣摩领导心理——其实这一点倒也不是最重要，很多人只要留心总也能够做到，更为难得的是他能够“敢于”按照领导的倾向行事，甚至毫不避讳这一点，更不在乎大家的评价。能做到前一点者众，能做到后一点者也不在少数，兼而有之则少。原因其实倒也不复杂，且放到后边去讲。
二类是戴笠，从事秘密任务，基本上与领导单线联系、直接汇报。这类人则以所从事秘密任务的性质而有所不同，若仅仅是一些个人日常事务，则容易被当做一般人员而看低；若从事的是一些关于业务上的事务处理，则很容易被看做领导心腹。很多时候，两者互相掺杂、极难分清，领导也很乐于将个人、业务上秘密事务交给一个人办理，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这类人需要具有相当能力，但核心是谨慎小心、敢于隐身；谨慎很多人可以做到，但永远藏于幕后则不是一般人可做到，几碗酒下肚可能就嚷嚷开了，牛皮一吹，自然就不合格。这类人也往往得不到一般人的正常认可，大家更多带着神秘感、甚至恐惧感目之。
三类则是薛岳，有主见、有能力、可当大用，即使“分庭抗礼”也能被视为“健将”。这类人实在很容易理解。但是要知道，独立与其能成事是相辅相成的，听话而不能成事、成事就很可能不听话，连蒋介石也认为独立、不听话是薛岳“之所以能为健将”的原因。这也就可以理解前面所说，汤恩伯成不了薛岳，而薛岳也成不了汤恩伯，当然更不可能将薛岳和汤恩伯合二而一。
作为上级的蒋介石充分认识到三种类型下属各自独特的价值，因此对三者都进行了肯定。因此，可以说三种生存方式都有其道理，当今选择第一种、第二种的不在少数；而第三种也正在成为主流——这在长期人治、强调人身依附的中国颇不容易，牵强一点说说，这即是大前研一所说的“专业化生存”，市场经济的逻辑使只有对他人有真正的价值的人才能得到回报。但第一种、第二种生存方式永远也不会消失，只有还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在担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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