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全球最大代工帝国”的光环笼罩下，步入第38个年头的富士康看上去依然如日中天。但蓦然转身，它却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陷入了一场中年危机。
劳工环境问题，是这场危机的起爆点。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暧昧不明、出尔反尔，更让外界对富士康在调查中所起的作用浮想联翩。“苹果效应”的叠加，更是让整个事件以指数级的速度扩散，让富士康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
然而，在汹汹议论背后，处于被讨论、被关注地位的富士康百万工人，并不令人惊讶地再度集体失声。人们口口相传的“真相”，无可奈何地来自富士康、苹果、公平劳工协会以及其他掌握话语权的团体。
本文由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实地采写而成。之所以可贵，是让外界第一次能够聆听来自富士康基层员工的声音。
以下为文章全文：
“好。”“好。”“好。”
这些声音都是机器人女声，而且从不间断，每一声都像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宣告，标志着又一台iPad即将诞生。
“好。”“好。”“好。”
这家工厂的地面一尘不染，在明亮的荧光灯的照射下，几千双手以被催眠般的节奏在传送带的“河流”中穿梭，每一次穿梭都给这种触感光滑的设备的一个微小部分带来生命。
“好。”“好。”
一名主管偶尔会用普通话高声喊出指令，但在这条生产线上，大多数的声音都是由机器人发出的，工人们则沉默地工作着。当插入一枚芯片、擦拭显示器又或是插入一条诊断导线来听听是否一切都“好”时，他们都面无表情。在吃午饭以前，他们会一直重复这些动作，成千次地听到这种机器人女声。
这在富士康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
鉴于苹果这家全球市值最高公司传奇性的保密原则，你一定会想知道，我是如何看到这一切的。好吧，在几年以前，我曾发送一个视频短片给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从一位更有能耐的同仁那里公然窃取了这一“苹果节拍”。
到今天，我仍旧怀有罪恶感，但我不感到后悔，因为我真的被乔布斯的“王者归来”所深深吸引，而且对苹果产品拥有无需羞于启口的爱好。我希望能获得彻底的真相，因此关注了苹果发布产品的一些活动，而且每6个月都向其提出请求，希望能制作一期有关苹果内部工作状况的ABC News特别报道，而苹果一直都礼貌地加以回绝。
但在最近几个月中，粉丝们对乔布斯的悼念以及公司破纪录的利润已被苹果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些新闻报道所玷污，其中大多数都与其最大的中国供应商富士康有关。
在2010年深圳的一家富士康工厂刚刚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生惧的自杀事件以后，一位名叫迈克。戴西（Mike Daisey）独白演员上演了名为“"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of Steve Jobs”（史蒂夫。乔布斯的大喜与大悲）的独白剧，描述了在富士康大门口与那些刚刚下班的苹果生产线工人谈话的经历，这些工人在接受访谈时刚刚结束了13到15个小时的轮班工作。他描述了一位13岁少女的生活，她在富士康工厂中负责擦拭iPhone显示屏。
迪士尼1月在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当季的（This American Life），这个节目的听众马克。谢尔兹（Mark Shields）因深受感动而在网上发起了一场请愿活动，有25万多名苹果用户呼吁苹果生产第一部“道德的”iPhone，有抗议者正准备在全球范围内的苹果零售店举行抗议活动。
大约同时，苹果给我打了电话。他们想知道，是否有兴趣在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首次审计活动中看看富士康工厂中iPhone、iPad和MacBook的最终组装生产线。我说当然，非常有兴趣，并马上开始构想苹果为何要向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的理由。其可能性包括：
我曾在广播中说过有关苹果产品的好话；
ABC News隶属于迪士尼，而迪士尼CEO鲍勃。艾格（Bob Iger）是苹果董事会成员；
史蒂夫-乔布斯信托基金是迪士尼的最大股东；
他们喜欢。
一定是最后一个理由吧，因为前三个理由都与我的报道无关，我确信苹果也知道这一点。
苹果承诺让我们进行彻底的观察，不会试图影响我们的看法，也不会矫饰门面，但多次拒绝了我有关采访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或工业设计高级副总裁乔尼。艾维（Jony Ive）的请求。
在三辆高尔夫车的陪同下，苹果和富士康的代表人员领着我们参观了富士康深圳和成都工厂的六条生产线，在我们参观厂房和宿舍时一直有五到六个人陪同。但除了建议我们参观咨询中心或食堂以外，他们从未引导我们采访哪些工人，也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行动。
以下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
富士康一名员工从睡梦中醒来，而他的两名同事仍在继续睡觉。在富士康宿舍中，8名工人共用一个单间。
“我想要休息一下”
从深圳工厂生产线上滚落下来的白色盒子（译注：指iPad包装盒）上都印有“在加利福尼亚设计”（Designed in California）的字样，但如果没有象梁娟（音译）这样的数十万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工人的集体工作，那么这种库比蒂诺（苹果总部所在地）式的集体精神什么都不是。
梁娟今年26岁，我们看到她时，她从头到脚都被一件防尘的“兔子装”包裹在内。过去三年时间里，她一直都负责用一把小镊子翻转微小的摄像头。
“你每天都会想些什么？”我好奇地问。“我不会想太多其他事情，”她回答道，“因为管理很严，而且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想其他事情。”
但在成都工厂的另一条流水线上，周晓莹（音译）承认：“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太累了。”在每一个轮班中，她都要把同样的动作重复约6000次，那就是拿起一台iPad的外壳，锉平标志性的铝质苹果商标轮廓的毛边。她每个月都要回家一次，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望父母和孩子。
“我想要休息一下。”她说道。
在过去多年时间里，整个世界都会对苹果产品的独特性感到惊奇。每当有新产品推出时，这些产品都会从苹果商店逐步延伸至各个城市街区中去。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产品就已将一家车库中的创业公司变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但是，在苹果粉丝去年购买了超过1700万台电脑、3800万部iPod、4000万台iPad和9300万部iPhone的同时，没有任何外部人士曾看到过生产这些产品的流水线。而现在终于可以了。
一名曾在苹果供职15年的富士康高管承认，他觉得如果不是发生了致死的爆炸事故和自杀事件，那么很可能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这话真是令人吃惊。
“你们能来到这里，一部分是出于公开性的要求，一部分是为了学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富士康正在作出改变。”前苹果高管、现为富士康CEO郭台铭顾问的胡国辉说道。“当然，你们可以说，我们本应在五年前就开放（工厂以供参观），可是在五年前，我们低调而神秘，没人知道我们，而且我们做得很好。为什么要开放？”
我问道，对富士康来说，是不是在发生这些致死的悲剧以后，才让这家公司重新考虑其对待工人的方式？“我认为绝对是，绝对的，没错。”他说道。“你知道，成功是失败之母。由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那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应该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对吧？”
我们在夜色中抵达香港，又驱车两小时抵达深圳。在30年前，这是一个小渔村，但在中国宣布将其开辟为“特别经济开发区”以后，这里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纽约市。
富士康工厂位于这个城市的中央，我们在拂晓时到达这家工厂，正是这座规模庞大到激动人心地步的厂区迎接第一线曙光的时候。
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仅有中国政府聘用的人员总数多于这家公司。从营收方面来说，排名在这家公司以下的10家竞争对手的营收总和还比不上富士康。苹果可能是富士康最著名的客户，但富士康同时还为索尼、戴尔、惠普、IBM、摩托罗拉、东芝及其他大品牌生产大量产品，但每条生产线的细节都完全保密。
为了生产Xbox、PlayStation和亚马逊Kindle等产品，这个厂区聘用的员工总数多达23.5万人，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人口大致相当。
无论向何处看去，每个工厂和宿舍，乃至每个楼梯井和中庭，都布满了防止自杀用的安全网。
在2010年春天，富士康工人的一系列自杀事件横跨了三个月的时间跨度，有9名工人跳楼自杀身亡。近年来，共有18名富士康员工了结或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鉴于富士康庞大的公司规模，其自杀率远低于中国平均值。但胡国辉告诉我，当工人们开始扎着堆地跳楼自杀时，库克曾召集一个精神病专家团队来征求意见。专家建议架设安全网，认为这有可能会拯救那些冲动的跳楼者。
大约就在同时，富士康还开设了一个咨询中心，但当我造访时，等候区中仅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一名咨询师告诉我，这些天来工人们更有可能是来处理身份证遗失事宜，而不是接受抑郁症的心理辅导。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那些惨剧呢？”我问道。“原因很多。”她回答道。“许多学者正在进行研究。当然，一些（自杀事件）肯定与管理有关。但是，更多的肯定与来自于农村地区的新一代移民工人及其心理状态和处理与社会关系的方式有关。还有就是，在这里想要交朋友比较困难。”
然后就要说说爆炸事故了。去年，两座iPad厂房中分别发生的两次爆炸事故导致77人受伤和4人死亡，当时工人们正在抛光iPad，而空气中的可燃粉尘发生了爆炸。
“铝尘处于某一过高的水平，然后就发生了这起事故。”胡国辉告诉我。“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因此已对许多生产流程进行了改进。所以，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回去看看，那么就会发现根本看不到人，我们已经改用机器人。”
但富士康并非苹果唯一的问题。苹果称，在有137名工人受伤后，该公司已经禁止供应商胜华科技使用一种有毒化学品来清洁iPhone显示屏。
中国内外的劳工权利组织都已提出指责称，在苹果庞大供应链中的公司被指称强迫工人加班、无视工人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偶尔使用童工时，苹果故意视而不见。
乔布斯和库克长期以来都坚持表示，业内没有哪家公司采取的改善工人生活的措施比苹果更多。苹果称，有100多万名工人已被通知其自身具有哪些权利，6万名工人已经使用了免费的大学级辅导课程，而且苹果已强迫名声不好的供应商退还了600多万美元的非法收费。
“我们认为，使用童工是令人憎恨的行为。”库克上周向高盛集团投资者和分析师这样说道。“在我们的供应链中，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完全消除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发现有供应商故意聘用童工，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被解聘的挑衅行为。我们不会允
许任何人在安全性问题上偷工减料。如果有哪个生产流程能变得更加安全，那么我们会寻求世界上最有力的当局以及最顶级的专家的帮助来制定新标准，然后将这种标准应用于整个供应链。“
苹果表示，自2006年以来，该公司一直都在责令其供应商采取审计活动；自2007年以来，苹果一种都在不时发布审计结果。在去年进行了229次审计后，苹果发布报告称，在90多家工厂中至少有半数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每周60小时的上限，或是每周的工作日数量超过了6天。
到去年为止，苹果称其已对全球范围内近400家工厂进行了检查，但仅有11家供应商的合约被终止。苹果对此解释称，与直接解聘供应商相比，强迫其进行改革能更加容易地帮助改善工人生活。
但一些激进主义分子则认为，如果采取“点名羞辱”的策略，也就是列出特定违规者的名单，那么苹果就能更快地改善工人状况。这在以往是苹果一直都表示抗拒的想法，且劳工权利领域中的一些人也认为，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点名羞辱”的策略会鼓励工厂业主隐瞒违规行为，而不是与苹果合作来解决问题。
在富士康求职中心的门内，充满期待的求职者被按性别分开。一些人仍带着行李，他们经过了几天的旅途才来到这里。
年轻的男女工人们按12人为一组被带进一个昏暗的房间中，虽然他们其中一些人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来生产iPad，但这将是许多人第一次真正使用这种平板电脑。
公平劳动协会正利用这种苹果销量增速最快的产品来进行被其称为业内史上规模最大的审计活动。3.5万名富士康员工将拿到一份匿名的触摸屏问卷，这份问卷的答案将被即时上传到位于新西兰的一台服务器，这样一来公平劳动协会就能了解大多数常见的怨言。
但是，自从我到这里以来，工人们表达出来的意念具有禁欲主义的倾向，而且他们的答案总是那么简洁扼要，这样看来，他们在问卷中到底能有多么诚实呢？
“一些人肯定会说上司希望他们说的话。”审计师Ines Kaempfer告诉我。“但这项调查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拥有如此庞大的样本，因此一定会有工人说出他们真正想说的话。与更加传统的调查不同的是，当你对15名工人进行调查时，你会面对面地向他们提问，而他们则不敢说出任何事情；而在这项调查中，许多人都会觉得受到相当大的保护。由于被调查人群是一个庞大团体的缘故，他们的上司无法知道工人们说了些什么。”
对这种方法持批评意见的人士称，这种访查应在工厂环境以外进行，而且与多选项的问卷调查相比，一对一的谈话更有可能会得到诚实的答案。
上个月，苹果成为首家加入公平劳动协会的电子公司。这家协会成立于1999年，由公司以及那些希望学校书店中出售的T恤衫不是在“血汗工厂”中生产的大学提供融资。针对公平劳动协会的批评者称，由于该协会跟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公司存在企业联系的缘故，这其中将会产生利益冲突。苹果将向公平劳动协会支付“六位数”的报酬来聘用其对富士康进行审计，此外还将向其支付25万美元的应付款。
但公平劳动协会主席奥莱特。范。希尔登（Auret van Heerden）则坚持称，虽然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对该协会调查工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成员公司对这家协会的检查活动不具备影响力。他表示，当3月初发布苹果/富士康审计报告时，想要粉饰任何东西都将是费力而明显的。
“那将是非常重大的新闻，”他对我说道。“因为苹果是第一家加入公平劳动协会的科技公司，而且是科技行业中规模最大、且很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公司。因此，这令我们获得了一个为整个行业设定标准的机会。”
范。希尔登的团队将把大多数时间用在凝神阅读员工记录和工作卡上，而与此同时，我们两人正首次走过一条MacBook生产线，他指出其生产速度远远慢于他此前习惯看到的产品生产速度。事实上，当他向路透社表示，富士康的工厂是“一流的”时，针对苹果和公平劳动协会的批评人士指出，他是对“与服装厂相比的安静程度”感到惊讶。
当我们走过装有MacBook零部件的箱子时，他也说过非常类似的话。“在服装厂中，你会看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职业道德，人们会把这些东西堆起来，因为他们是按个人劳动取酬，而不是按集体劳动取酬。”
在苹果一开始给我打电话时，我猜想这项审计活动将包括一次突击检查在内。但在我们来这里几天以前，富士康就已知晓；事实上，还是富士康帮助我们拿到了中国签证。他怎么能肯定这些效率高手们没有在周末搭成一条模范流水线呢？“我料到他们会演戏看，”范。希尔登说道，“这对每家工厂来说都是很正常的。哪怕仅仅是你从大门口走到厂房的时间，也总会有15分钟到20分钟让他们草草地做个样子。特殊的设备会被搬出来，他们会戴上耳塞，或是戴上面具。他们能在20分钟内让一座工厂变样，我们料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因此在未来两天时间里所有事情都将浮出水面。当我们走近工人，与其讨论如何做工作时，这种作假行为的不良机能就会显现出来。
“当你第一次接近工人时，苹果曾对这个想法表示过犹豫吗？”我问道。“那是一种很漫长的交谈。”范。希尔登微笑道，“我们进行这种交谈已有大约五年时间。”苹果在1月13日加入公平劳动协会，也就是发表有关该公司劳工相关活动的系列报道的8天以前。
“在业内，我们将其称为‘耐克时刻’。”审计检查员Ines Kaempfer补充称。“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个时刻，当时耐克面临很多的负面宣传，但那还不到最糟糕的时候。很可能就像苹果现在这样，并不一定是最糟糕的时刻，只是那种（负面）宣传正开始慢慢增加。在当时的那个时刻，耐克也开始做些事情，而我认为现在的苹果也是这样。”
在富士康深圳观澜工厂，iPhone组装线的工人在默默工作。
“与其他工厂相比，这里相当好了”
在3000名应聘者冲过富士康大门时，先是响起了警笛声，然后是一股体温卷起的热浪在人群蜂拥而过时迅快地流过。
这是中国一个假日过后的周一，由于许多人因过于劳累而仍旧呆在家里的缘故，在破晓以前就有许多人排队等候，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得到一份流水线工作的机会要好于平常。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而工作机会稀少的国度中，早到这里等候十分重要；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薪酬的大多数都将以那里为终点。
这些少男少女们的年龄在16岁（广东省合法的工作年龄）到20岁出头之间，当他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尽头时，每个人都会被要求在一个电子阅读器上刷一下身份证。由于富士康今天需要聘用数千名工人的缘故，大多数人都听到了令人满意的“哔哔”声，而那些拿着假身份证的人则默默地转身离开。
在每300人一组的应聘者按照军方精度被处理时，招聘中心外面的一个电子计数板让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待遇：每个月底薪约为285美元，也就是时薪1.78美元。即使按每个月最多8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他们也因工资过低而无需缴纳任何工资税。
如果这些工人想要与7名陌生人同住一个宿舍，那么就要扣除17.50美元的薪水；而在富士康的食堂中，堆满肉、蔬菜和大米的一托盘食物的价格约为0.80美元。在经过培训期后，一名新聘用的工人能在最少三天就能走上iPhone生产线，默默地装配这种相当于他三个月工资的手机。
“我听说这里的工作很苦。”一名留着贾斯汀。比伯（Justin Beiber）样式发型的17岁应聘者说道。“但我听说他们会提高薪水。”另一名应聘者说。在2月1日，富士康开始支付高于深圳最低工资的薪酬，将基本时薪提高了0.25美元左右。
在这两个城市逗留的三天时间里，与20多名富士康员工进行了交谈，无论是在厂区内还是在厂区外，或是记录上和记录以外。我们对能在任何时间进入任何宿舍感到颇受鼓舞，这让我们能象任何带着照相机的美国陌生人那样搜集足够多的深层信息。我一直都在想象，如果一家中国电视台的职员突然闯入我的家或办公室，开始问我有多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我将会作何反应。
但当我们仔细看看以前曾读到过那么多次的童工和残疾工人时，却在大多数时候都发现，这些人以灵魂破碎的厌倦和深深的疲累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其他一些人则抱怨工作时间太短，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薪水过低。当我问道“你希望改变些什么”时，我们听到的抱怨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工厂中的怨言可能都是相同的。
“与其他工厂相比，这里已经相当好了，因为福利很好。而且由于过去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情况也已改善了很多。”26岁的张若华（音译）在工作了大约一年后这样说道，他的工作是生产打印机墨盒。“但是，宿舍条件不是那么好。房间太拥挤了，没有比较大的挂衣服的空间，浴室也太小了。加班时间也不够多，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就是因为加班时间不够多。”
这就是典型的怨言吗？是迈克。戴西错了，还是从他来过这里以后，富士康进行了自我清洗？对拥有100多万名员工的富士康来说，与每个人都进行交谈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正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等中国组织认为苹果自我实施的审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用处的原因所在。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的项目官员陈诗韵称，苹果长久以来进行内部审计的历史证明，这家公司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只是一直都不愿解决问题。“在苹果的供应商中必须有一家真正的工会，这样工人们才能拥有自己的声音。”她说道。
在有报道称在中国工会组织者经常都会被解聘、逮捕或挨揍以后，我问过富士康高管胡国辉，如果iPhone生产线工人决定组织工会，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富士康有工会。”他说道。“不过还不是自由推选的工会。我预计，未来一两年中会有，到时会变得更像是集体谈判的工会，而且将是自由推选的。事实上，在更加进步的省份中，有一些法规要求工会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因此，我觉得工会确实有希望变得更加强大，但这里还不行。”
“请小心使用”
与此同时，周晓莹正在另一台iPad外壳的背面雕琢另一个铝制的苹果商标，而她的思绪早已飘到了两个儿子身边，考虑着是否有一天他们能负担得起同住深圳的成本。
我抽出自己的iPad，给她看我孩子和美国的照片。当她触摸屏幕来滑动到另一张照片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她从来都没有看过一台能运作的iPad.
“对于所有购买iPad的美国人，你希望他们能知道关于你的什么呢？”
“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她说道。“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们在这种产品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当他们使用这种产品时，请小心使用。”
然后她就回去工作了。
流水线上还在响着声音。
“好。”“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