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一、阿里巴巴发展战略的选择导致了本次危机的产生
阿里巴巴2007年11月成功上市以来，主要借助最大规模的供给信息，通过会员服务、开展企业信用认证、关键字竞争搜索收费是阿里巴巴的主要盈利模式。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力，阿里巴巴率先抛出“过冬论”，股价也跌倒最低。为提升客户数量，2008年11月，在“中国供应商”体系下推出了一款低价产品出口通，该产品刚推出的价格是1.98万元，而此前中国供应商的价格为5万元人民币。受此政策影响，2009年中国供应商数量增长123%，净增用户大约53000个，增加收入10.5亿人民币，同年阿里巴巴营业利润10.7亿人民币，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影响，阿里巴巴的很可能会陷入亏损。正是因为董事会的决策，该降价举措才帮助阿里巴巴渡过了金融危机，也为今天的诚信危机埋下伏笔。
二、经营企业管理体系层失职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失效
第一、关键企业管理体系流程仅是一纸公告
为严格审查供应商资质，阿里巴巴制定较为严格的企业管理体系流程，从源头上防堵欺诈事件的发生。由于约7500名左右的销售人员在市场一线对商家进行会员销售工作，他们直接在供应商的办公现场，他们的认证应该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立体的监督，而当地销售分支机构人员的交叉认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可是当销售人员互相串通的时候，这个最有效的认证企业管理体系就会失灵。而此时，通过总部其他控制部门对他们提交材料的核实、依托第三方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或抽检就变得很重要。很遗憾，新增客户中有0.8%涉嫌欺诈，更为重要的是，有些骗子使用的是没有年检的营业执照，而他们居然通过了认证，有些骗子的账户被查封之后，换了个公司名，连联系方式都没改，就再次通过审查了。我们只能说阿里巴巴的多渠道交叉认证没有有效执行，如若不然，一些销售业务单元是不敢集体欺诈的。
第二、重大风险点没有进行分类企业管理体系
内部控制需要对企业风险进行控制，企业风险的梳理则是自上而下，由重至轻的进行梳理，会员供应商的诚信问题是事关阿里巴巴生死存亡的第一风险点，当公司做出降低供应商缴费门槛时，就应该提前预判信用风险可能会更大，而企业则应相应增加风险防范的资金和人员投入，提高多方认证执行的有效性，并加大第三方的抽检和认证，降低人工介入的条件等，很可惜，事件过去了两年，阿里巴巴才迫于外界的压力而开始自查自纠。
第三、投诉问题异常未能引企业管理体系层重视
被欺骗的国外买家绝大部分均向阿里巴巴进行了投诉，阿里巴巴也通过了手工控制与自动控制来收集情况与处理问题，当制动控制不能解决双方纠纷时，阿里巴巴将会人工介入进行协调与控制，最便捷的人员还是在各地的监督人员，当各地的监督人员接到介入通知时，事实证明他们也违背了公司价值观，结果事情是不了了之。可是当降低门槛后的新供应商投诉问题上升到几十起时，企业管理体系层完全应该启动发现性控制的内部控制程序，立即组织非当地分支机构参与的独立调查或第三方介入，而不是在事件发生到2000余起时才介入。
第四、薪酬与绩效企业管理体系设计导致分支机构企业管理体系失控
阿里巴巴的盈利模式决定了其是一家业务驱动型公司，13500名员工中有8400名销售人员，其中5000人服务于“出口通”，2500人服务于“中国诚信通”。而阿里巴巴给予他们的待遇则是低底薪+高提成，如在“出口通”部门，销售人员的底薪在1000元-3000元之间，销售提成则实施阶梯式的提成率，从6%——30%不等，主管的业绩也和销售总量挂钩，从0.5-6%不等，能够完成任务的金牌销售人员的奖励提成高达几万元，由于销售主管与销售人员的利益高度一致化，在利益的趋势下，业绩任务的重压下，使得他们之间达成利益默契成为可能，而总部的企业管理体系松散中和其他人员成功的刺激下，使他们敢于冒险，而高流动性则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免于处罚。
马云曾经说过“最大的挑战和突破在于用人，而用人最大的突破在于信任人”，作为董事会主席，马云使用并信任了经营层，在捍卫价值观之余，马云用人的挑战只能用未能突破来形容了。在内控机制与人均失效的状态下，阿里巴巴的诚信风险被曝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只不过外人看来很震撼而已。
一场异常震撼的风暴被马云演化为一场世界级的公关秀，在一箭数雕之后，马云一定会改革阿里巴巴的发展模式与盈利模式，媒体的关注点也将随之转移，后续还会一连串的改革与创新之举，那时事件的真相与马云的责任或许已经无人想起。可是正如马云所说“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能做什么，而是你该做什么”，马云能做的公关秀已经做了，而马云真正该做的又是什么呢?商业文明的进步中，我们不希望阿里巴巴的欺诈门留给公众与商学院的是公共关系与企业经营模式转型的经典案例，我们更希望是一次企业内部控制失效与重建的警世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