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经济性考虑,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生存的,股东的本质就是代表股东的利益,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公司能持续不断发展以创造财富,在二级市场上就是希望股票不断上涨,而管理层则代表自己的利益,从经济层面考虑就是希望自己的报酬越多越好。于是就产生了股东和管理层利益追求上的差异。
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或者说全国人民,这么说可以,但实际上对于国家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确定的所有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有者缺位问题,而对于经营者来说,国企一般是委任制,许多国企尤其是央企的领导者是政府官员的性质,如中石油、中石化等这些企业的老总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对于他们来说,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们在任时不会有大的动作,一是他们的任期一般不会很长,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一旦任期期满,这些经营者便会去其他的地方高就,要么去企业,要么去政府,所以他们更多考虑的是短期利益,或者说是自己在任期间的利益。假设一个项目,需要5年后才能盈利,5年之内这个项目都是亏损的,而决策者估计的在这个企业的任职期间不会超过5年,尽管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项目的实施对企业是有帮助的,但这个决策者最后很可能会选择不上马这个项目,因为在他任职期间,这个项目对他的政绩效果是负的,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而真正得到实惠的是他的继任者。而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私营企业里,很可能的结果是相反的,因为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大多是统一的,二者利益的统一性决定了对项目选择时考虑问题的角度是统一的。国企领导很难有大动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国企的潜规则决定的。对于国企领导来说,如果企业做出了成绩,一般国企的的主管上级(现在一般是国资委)会认为是应该的,或者说是大家共同的成绩,而一旦出现大的失误,直接负责人则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可能会被降职、免职,甚至有可能会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国企领导的收益是有上限的,而承担责任的风险是下不保底的。所以基于这种原则,国企的领导很可能在其任职期间采取保守的策略,其目标不是企业的发展,而是不出事故。
而私营企业的情况恰恰相反,私营企业的许多高管都是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股东。于是私营企业管理者的自身经济利益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股票收入,二是薪酬收入。对于高管来说,一般股票收入要远远大于薪酬收入。如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2008年年薪收入150万,但由于其拥有公司28.61%的股份,股份总数达到8.56亿股,当年分红收入2567万元,远远大于其薪酬收入,这还没有算股票增值的部分收益。也就是说,对于张近东来说,只要公司股价一年只要涨一分钱,其拥有的股份增值收入就将是其年薪的近6倍。再如山河智能的实际控制人何清华,截止2008年其持有公司7000多万股股票,而其年薪只有21万,年薪收入远远低于股票价值。所以对于拥有公司大量股份的高管来说,其年薪与股票价值相比属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所以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使其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最佳路径不是大幅度提高年薪,而是使其股价大幅增长,这个增长必须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必须把公司经营好,他们只要能把公司经营好,其自身的价值必然会大幅度的提升。
除了明确管理层的股东地位之外,还要考虑管理层的经验和能力。管理层的经验与能力非常重要,一个浸淫行业数十年的老手和一个初入行的新兵蛋子来说,前者在经营企业中的优势不言而喻。前几年地产行业的情况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作为万科的灵魂,王石是属于地产界老资格的代表,而作为顺驰的领军人物,孙宏斌则是地产界快速成长的新星。对于孙宏斌的超常规发展,王石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了担忧,并且多次提出了警示,如“有的人选择先做大、再做强,这是将过程和目标弄错了”,“他不可能三年内超过万科”,“那些已经大量拿地的地产企业肯定会有资金压力,如果他现在仍然在说自己在资金上没有问题,那我想说他在吹牛”,“那所谓的‘黑马’,现在只能是熬着!”……但对于王石的这一些观点,孙宏斌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结果就是由于2004年的宏观调控,导致顺驰资金链紧张,只能在2006年以不到20亿元的价格出售了公司近95%的股份。接下来中国房地产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房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其涨幅甚至不亚于股市。顺驰相当于死在了大丰收的前夜。所以,丰富的行业经验非常重要,经验丰富的管理层有助于带领企业持续发展,他们会搭车经济增长的快车,还能避过经济萧条的险滩,他们会洞察到每一丝每一缕关于行业的细微变化,以便调整公司的战略,而经验不足的管理层只能顺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一旦碰到波澜,即使2004年那样的宏观经济微调,也会遭遇大的灾难,何况2008年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