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2007年8月之前，全球银行业的自由化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并促进了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跨境资本的流动。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益处是，借款人不再需要自己接近贷款人。自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贸易信贷就变得不足，从而导致国际贸易锐减。这种后果与任何限制进口措施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不过，金融回归稳定将减轻这种影响。一种更为持久的问题在于，外资银行撤离跨境活动。在危机之中，资本和金融流动往往表现出一种返巢的本能。目前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监管，强化了这种本能。
如果母国的银行相对于自身的经济规模而言过于庞大—–冰岛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们或许无力承担对国外储户的义务。许多国家都有可能属于这种类型。例如，驻纽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贝尔(Geoffrey Bell)指出，冰岛银行负债是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54%，而瑞士为644%，这促使人们提议强迫瑞银(UBS)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削减规模。与此同时，东道国不太乐意在本国设立外资银行，特别是以那种只由母国资本支持的分支机构形式。东道国监管机构因此会要求，更多业务要通过在当地注册、资本充足的分支机构经营。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BIS)上周在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种金融去全球化属于金融保护主义。通过威胁削减跨境资本流动，这种监管将导致商品和服务贸易规模缩减，由此减缓增长和发展。
国际清算银行表示，缩减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将以牺牲经济规模和范围为代价。因此一个更为安全和稳定的金融体系，或许效率会有所下降。一种更为根本的保护主义威胁在于全球失衡，这正式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亚洲、北欧和石油经济体的过度储蓄造成了通货紧缩。全球要想避免陷入衰退，就必须以其它国家的借贷和支出对上述储蓄进行调和。为了应对全球衰退，过度储蓄的国家放松了财政政策。但在德国，这种做法显得极其勉强。日本更愿意放松财政政策，但该国公共部门债务负担是如此之重，或许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希望实施紧缩政策。中国的财政扩张政策更多的是通过增加投资，而非加大消费，这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储蓄高于投资的盈余所对应的是经常账户盈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度储蓄的国家会继续指望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其出口提供倾销场所。但美国为什么应该以另一场负债盛宴和随后的经济崩溃为代价，采取这种做法呢？美国人会问，他们凭什么该让自己的后代背负沉重的债务，而只是为德国、日本和中国人提供就业机会？
因此，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必定会上升。唯一能够说得出的积极因素是，一些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令过度储蓄国家震惊，并进行结构性改革。但这种做法有点像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