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上个世纪末发生的亚洲经济危机是关于国内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和全球化的兴起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这种思想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了。亚洲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治理体系，事实证明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冲击下是弱不禁风的。
同样，在十多年后，全球性危机突然爆发，因为现今没有一个经济体是“孤岛”。简而言之，它是网络世界中本国的和全球的治理危机。
亚洲危机是亚洲为了进入新阶段而付出的代价，而当前的这场危机也是世界为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而要付出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来看，2007～2008年显然标志着全球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必须提出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这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标志?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目前这场危机给“美国梦”画上了问号。
因此亚洲人必须找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把“GDP热”(疯狂追求快速增长)弃之如敝屣，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速度，既提供就业机会，又不破坏环境。
第二个历史性的问题是，如果印度和中国每年都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而G3(美国、欧洲和日本)每年增长率不足2％，那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实力将会显著改变。根据我本人粗略的估算，亚洲在未来十年内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
第三，亚洲是否准备好扮演这种角色了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去，新兴市场一直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资金。亚洲之所以不得不把它多余的储蓄投资到西方去，正是因为它自己的金融系统还不足以承担对这些储蓄的配置使命。亚洲的监管结构尚待发展。要在国际货币秩序中有所作为，亚洲的政府官员们既缺乏国际意识，在心理上也准备不足。美欧之间在适当应对和营救努力方面的协调也不足。这说明，要开始考虑全球政策之前，我们还须先加强国内危机管理和应对之策。
当前的经验教训
美国和欧洲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崩溃的速度表明，由于20年的放松管制，金融系统的网络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艾伦·霍奇森·布朗一针见血地指出，债务网络极可能崩溃。世界上重要的银行都将因资本不足而不得不实际减少贷款。国有银行也将比私营银行更加谨慎行事。这种做法已经开始对亚洲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虽然亚洲经济体持有的与次贷相关的票据数量有限，但是官方储备、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以美元和欧元计值的金融票据仍然相当庞大。因此，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的打击将不仅表现在贸易渠道，还表现为货币贬值或资产价格下降造成的财富损失。有六条经验教训特别值得强调：
第一，危机是人类恣意妄为的自然结果。熊彼得说得好，危机过后可以重新焕发青春。实际上，危机发挥了有效监管在正常时期应起的作用，加速了那些竞争力差、不讲诚信的机构出局。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危机只是一时，而改革、重组和监管是一直要持续不断进行的。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了杠杆作用，从而也带来了风险。风险可以转移，但是不会消失。事实上，不懂得金融衍生产品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中庸之道—-既要利用市场力量的效率，又要监管金融，防止过度和动荡。因此政府干预太多不好，放纵市场过分也不好。
第三，我们不能让货币理论弄得晕头转向，看不清常识性的事实—-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拉着它跑。我们必须保证激励机制是公平的—-金融界精英的才能若不考评其业绩就不能给予奖励，而且工资必须与长期业绩挂钩。
注重实体经济部门意味着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房地产市场必将得到更多的关心，通过恰当的政府政策保证有充足的住房供应，并且持续、公平地让大多数人买得起住房。
第四，即使对金融创新缺少监管是目前危机产生的症结所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断言所有的金融创新一无是处。资产证券化可以成为亚洲富有活力的公司债券市场的支柱，以及在为房产商融资时减少银行系统期限错配的手段。但是一旦这些产品达到某种规模时，应把它们列入净额结算安排，监管交易对手风险和杠杆水平。
第五，现在的金融监管体制结构产生了多种监管者，弄得协调和执行监管的工作很复杂，成本很高而效率较低。所以，实现金融稳定的根本问题在于，恰当的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必须得到协调和贯彻，单靠金融监管机构发挥作用是不行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准备对付泡沫出现时的危机状况。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树立反周期的思维，包括准备必要的预算资源。
“零利率”的利与弊
卢梭说过：市场是天生自由的，但是各国各地的市场都有自己的一套框架。全球化使全世界各市场形成一张比较完整的网，然而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只关注本国的利益，而不一定关心本国事件对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所以流动性、杠杆作用、贪婪和恐慌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惊世骇俗的金融风暴。
日本是战后时期第一个经历了资产负债泡沫和通货紧缩的重要经济体。在政府大规模注资刺激经济、17年以上的通货紧缩和低增长之后，日本用占GDP195％的公共债务泡沫替代了股市和房市泡沫，但是仍然没有解决许多结构性问题。由于提高利率会造成债务市场突然崩溃以及使日元进一步受到压力，所以要把财政状况合理地维持下去，只有执行零利率政策。
而今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在美国如法炮制，也许其他国家也会迅速跟进。日本从其艰辛的经历中懂得了，当你把货币价格定为零时，则经济中所有其他的调整都需要通过其他价格(例如汇率)来量化。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不用实施某种汇率管制。因为大量的利差交易将从任何把提高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内容之一的尝试中获取利差。
零利率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很大。我们正在走进一个未知的海域，因为如果人人都想利用灵活的汇率把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给邻国的话，那么全世界将会落入完全像20世纪30年代时候那样的通货紧缩陷阱。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同样利用零利率和政府财政注资等手段，使经济再通胀到旧模式去?我们能否整治这样那样的扭曲现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推行新模式?
我推测，2008年的商品泡沫是目前“为增长而增长”模式受到环境制约的第一个需要重视的迹象。这种泡沫的威力与澳大利亚旱灾对全球粮价的影响一样严重。如果发生持久的旱灾，就像公元9世纪致使马雅文明走向衰弱的长期旱灾一样，那么全球粮价又将如何?全球变暖带来的好年景已经忽悠了我们，以为良好的气候条件会永远存在，就像人们以为股价和房价将一直上涨那样。
治理危机面临挑战
关于制度在本国和全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争论，关键在于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之间复杂的影响上。
正如最近经合组织(OECD)对现代化政府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公开、透明、易于接近和可以咨询的政府，敢于承担责任并能对民意作出积极反应。当前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在银行国有化和对行业进行援助之后，亚洲各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变成主权财富基金，掌握着本国经济重要部门的所有权。
剩下的分歧是人们需要市场强化型政府呢，还是政府强化型的市场?例如，亚洲总是采用后一种模式。正是亚洲公司追求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动力，驱使它们提高杠杆率和依赖向外围借款。亚洲各国政府支持公司的这种动力，从而为此付出了代价。西方国家政府不愿限制银行系统追求市场发展的动力，这同样使本国经济遭到过度的杠杆作用和风险。
曼瑟·奥尔森(哈佛大学博士)说，发展是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协商的结果，这是绝对正确。早期
资本密集型开放战略使亚洲精英分子获益匪浅，并且促进了发展，创造了就业。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以及退休和社会保障资金不足为代价才得到的。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的成熟以及社会的繁荣和前景更加以中产阶级为本，对开放、透明度、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服务质量和社会选择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亚洲的制度必须变革，以适应全球化时代、技术和知识社会的发展。
因此，亚洲需要进行一系列第二代的改革，管理好该地区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较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在全球事务中与欧洲和美洲一起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会受控于哪一类市场参与者。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建立新的公正的、环境上可持续的社会及相关的金融系统，激励机制需要重建，以便改变社会价值观念，使之包含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长远地考虑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我们衡量生活质量的方式的变革将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对收入和财富的量化方法，对于改善生活质量来说，也是极其不充分的。许多新兴市场的GDP热已经导致了资产泡沫、巨大浪费和效率低下，而且造成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说到底，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治理危机。金融危机证明了，金融工程创造不出永久的繁荣。长期可持续的稳定要靠在公司、金融和社会层面上的良好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