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民资跟着“利润空间”走
近几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未能涵盖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类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动轨迹。
“哪里有钱赚，民间资本当然就投向哪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戴志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最初是从自家门口的“炒房”开始。1998年到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到了1999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1年，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同时，另一支购房团前往杭州。仅这一年温州人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金就达2000亿元。“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以此为始，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而煤炭是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的煤老板们自有资金有限，温州的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的优势，将筹集的资金投向山西煤矿。据估计，山西省60%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因此，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
2003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30亿民间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汹涌而至，许多企业开始投资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温州民资进入西部，大量收购油井……几乎如出一辙，温州民间资本的触角窥探着每一个能有丰厚回报的行业，但是，当“草根”企图挤进国有企业垄断、政府管制的行业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面对调控风险
当资本在投融资过程中，如果回报需求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化为投机资金时，风险程度就大得惊人，很容易血本无归。
2005年年底，国家开始对煤炭行业进行整治，对不达标的小煤窑实行“关、停、并”政策，使得“炒煤团”发端地—-温州平阳县水头镇的部分炒煤资金开始回撤。央行平阳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称，对外投资煤矿的资金流出量逐渐减少，存款增幅出现回升现象。由于没有及时撤出，很多温州商人连老本都赔了进去。
更让温州人刻骨铭心的是，调控房地产的“国八条”的出台。上海房地产价格应声而降，温州“炒房团”的大批房产投资者资金吃紧。很多温州人都选择将房子出租给一些中小公司做办公用房以获取利润。随着房价的迅速下跌，租价一再走低，房价大势已去，最后大部分人只能全线撤出。
温州民间资本虽一直试图挤入石油这个高利润行业，但在介入之初的操作阶段就遇到大量政策和法律障碍，即使是一些已经介入石油开采行业的民营企业也始终徘徊在“出局”的边缘。
在宏观调控的大形势下，温州人在房地产、煤矿、石油、电力等领域的投资相继遇上瓶颈。甚至有温州投资人不禁感叹道：“温州人不怕加大投资，怕的却是投资环境的改变。”不过，“草根经济”的代表温州商人，依然像蚂蚁雄兵一样不停地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却始终难以按照一条有序的轨道进行正向积累。
即使是温州人一直看好的电力产业，也并没有实现“回报稳定，利润高”的预期。随着国家发改委对电力项目的整顿，不少在建或正做开发前准备的中小电站被贷款卡住了脖子，而电价也成为令温州人头疼的事情。电价与地方政府承诺的价格有差距，造成西部的小水电项目收回期一般在20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