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区域版图：两轮“西进”构建发展骨架
占国土面积71%的西部地区，这个中国地理上的高地，却是经济上的洼地。而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际，西部地区却表现出崭新的气象。
且不论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更重要的是，一直以一次能源作为依赖的陕西、内蒙古、山西等地，正在以科技的力量实现着能源的转化，在新能源开发上站在了前列。
而成渝、关中―天水、环北部湾经济区，正成为西部地区三大增长极，西部整体起飞之势呼之欲出。
尽管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上仍要以东部作为领头羊，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轮驱动”，共同发力，支撑经济发展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这种区域版图的构造，并非一日之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两轮“西进”、轮回推演的结果。
翻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版图，区区100亿元工业固定资产，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北、上海等地。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基本没有工业布点。
强国，就要有一个站得住的工业。这不但关乎经济发展，也体现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五”计划时期建设156项工程，以及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三线”重工业建设，自东向西逐步推移，构造了中国工业的基本骨架。
鞍钢、武钢、攀枝花钢铁基地等，终结了一个坚信“没有钢铁就等于被解除武装”民族的憾恨；大庆石油会战、华北石油会战，彻底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西南成渝、宝成、成昆三大铁路干线建设，疏通着经济的动脉……
为了备战需要而“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困难重重，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企业在西部已经播下了宝贵的科技与工业种子，而在改造之后重显生机又对西部发展形成重要的支撑。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个以沿海领风气之先，进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向西推进，掀起西部开发热潮的新的发展路线图，生动地实践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宏伟规划。
“与上一轮西进相比，除了国家政策的推动、国家投资的支持外，市场化让区域经济的变革动力更充沛，发展更持续。”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说。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一个个重量级的工程发展着西部的经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改善着西部的生态；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增添着西部的内在活力；一些西部大城市依托原有的科技基础而开发出的生物、光伏、电动汽车等高科技产业，也使这些地区能够在后发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当今中国的区域版图上，自南向北，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陆续推延，成为沿海的一串“明珠”；
自东向西，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再加上振兴东北，构架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完整骨架。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经济正在准备实现新一轮腾飞。
资源版图：互补双赢突破增长极限
一国经济无不受制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也无不在突破限制中发展。“资源布局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调整，相辅相成，双向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告诉记者。
60年来，从梦想到现实，华夏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场纵横交错的资源调度。水、气、电、路，人流、物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将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接起来。
长期干旱的北方，耕地占全国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的四分之一，处处可见缺水的困顿。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是华北地区的3倍至4倍，数千年来为洪涝灾害所苦。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50多年前，毛主席提出了这个宏伟的设想。
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结束了天津人民喝苦咸水的历史。1989年，引黄济青工程让青岛走出了年年闹“水荒”的阴影。1994年，引大入秦工程成为甘肃“农业翻身工程”。
当新世纪来临时，一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上马了。南水北调工程全部建成以后，长江之水穿越淮河、黄河、海河，构建“四横三纵”的大水网，每年调水量相当于在北方再造一条黄河。这一宏大的手笔，将从根本上扭转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局面。目前，东线和中线工程正在实施之中，北京已经成为首个受益的城市。
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蕴藏着全国69％的煤炭和77％的水能资源。广袤的崇山峻岭之间丰富的水能源却白白流走，西部的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也比较低，大量煤炭需要通过火车、汽车输出。而东部沿海城市能源匮乏，工厂企业不时遭遇拉闸限电。
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在酝酿了将近40年后，西电东送上马。从西南地区通向广东，从三峡通向华东、广东，从西北地区通向华北和山东，架起了东西互赢的电力桥梁。
与此同时，西气东输一线工程从新疆塔里木盆地轮南油气田起步，直通南京、上海，横贯中国4000多公里。在此基础上，一条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向西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南至香港、东达上海，全长8704公里的二线工程正在兴建。
“从西向东输送能源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资源版图的改写，突破了增长的极限，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城乡版图：交错融合改变二元结构
不断崛起的城镇群落，快速膨胀的农民工群体，已经让城乡的分野在交错与融合中变得逐步模糊起来。在统筹发展之下，诞生的是一幅城乡新版图。
尤其在东部和一些大城市周边，这种变化是剧烈的：乡村在迅速消失，农民快速转化为城镇居民。城镇和农村之间，人口在双向流动。工业和农业产业链条相互延伸。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10.64％，1978年上升至17.9％，而在2008年这一数据提高到45.68％。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张勤说：“我国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规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二元经济结构，是千百年来中国经济的传承。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工矿业城市迅速崛起，如纺织机械工业城市榆次、煤炭城市鸡西、钢铁新城马鞍山、石油新城玉门等，让一大批农民成为城市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决定了以农业为工业资金的主要积累途径，不得不保存大量的农业人口，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分离制度。
亿万农民为工业化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项测算表明，1979年前的30年间，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转移的资金达到6000亿元以上。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畸形的工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比较弱。
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基本实现了由分治到协同发展的转变。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加，推动着城市区域扩张和乡村区域城市化，也吸纳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城镇总人口年均增加1453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均减少216万人。
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但造就了一批小城镇，而且使得农民“离土”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成为必然。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石楠说：“以前我们做规划，到派出所查一下户籍人口就行了。因为没有考虑城乡融合问题，现在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也要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做规划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2008年底，我国农民工总人数达到2亿多人，其中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8500多万人。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农村道路、住房、文化条件的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最近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在缩小着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
城市是增长的引擎，农村是发展的希望。在城乡融合之中，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走得更远、攀得更高。
资源可以是福，也可以是祸。
把资源优势用好，环境也保护好，才是协调、可持续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说。
从人定胜天到和谐相处，有一个认识的转变过程。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从开荒到开发，发展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甘肃民勤防沙治沙展览馆里，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显示，民勤的历史，就是一部与风沙战斗的历史。这里面有一组照片，反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民勤北部湖区每年为国家贡献了800万公斤的商品粮，但也因用水过度埋下了生态隐患。当地人在介绍这些情况时，话音里充满着惋惜和遗憾。
而今天，中央从国家战略考虑，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一个新的生态版图呼之欲出。
生态版图：以“退”为“进”统筹科学发展
当人类为自然留下空间时，也为自身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余地。重构生态版图，同时也是重构经济版图。
在中国实现总体小康目标时，一个“退”的关键词，第一次出现在发展的名录上。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到从生态脆弱地区退出原住居民。
实施退耕还林以来，一大批“砍树人”变成了“护林人”，生态环境逐渐恢复。截至2008年底，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完成退耕地造林1.39亿亩，退牧还草工程围栏育草近6亿亩。“退”出一片绿色，富裕一方百姓。
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以及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与建设，更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