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1987年秋天，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按劳分配”的后面第一次新添加了八个字—-“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后来很多人回想起来才蓦然发现，正是因为那八个字，中国的经济领域里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股份制。
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购买一家企业的股票，然后凭借股票所代表的权利，不用劳动就可以分到钱，对当时很多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就在普通中国人对此既好奇又怀疑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已经从1986年就开始股份制试点了。但是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前后历经了十二年，通过投资股票亦可以获取收入，才被正式确定下来。
卖股票只能靠摊派
股份制的推出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隶属于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各经济实体的治理结构、经营资金来源等问题。当初，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股份制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原属企业持有一部分股份，新增经济实体持有一部分股份，大家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行使公司管理权。然后再向社会公开发行一部分股份，用于募集企业发展的资金。如此一来，既解决了企业的人事、管理纠纷，又可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实力。
1986年，深圳市公布了，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试航。
万科是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之一。按照当时深圳市体改办设计的方案，国家和企业(职工)按6:4的比例配股。40%的职工股当时价值520余万元，平均每个职工接近2000元，对比当时内地职工不到100元的月收入，那几乎就是他们两三年的收入。
但职工股如何分配呢？
万科最初的股票，基本上是摊派下去的—-共产党员和万科的职工及亲友必须带头购买。万科当年的一位张姓老员工向记者介绍，当时几乎没有人敢购买。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按照当时的思想，这等同于私分国家财产，虽然深圳市委默许了这种做法，但是万一中央的政策一变，这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怀疑，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购买那些前途未卜的“纸片”，大家心里确实没底。
当时担任内地某电子设备厂驻深办事员的赵先生告诉记者：“除了万科，当时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还有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等几家企业。股票满天飞，地摊、菜市场，随处可见印得花花绿绿的股票出售。那时我是不敢去买股票的，后来一位在万科工作的好朋友找上门来，非要把他的股票卖给我，说是买了股票后回家和老婆大吵了一架，老婆闹着要离婚，现在急等钱用。”
最后，赵出于同情，拿出几乎一半的积蓄，算是接济那位朋友，朋友则把全部1000元股票放在了他那里。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那些股票竟然如此值钱。事过不到半年，万科股票从1元多涨到了38元，黑市则接近50元。深发展的股票，每股交易柜台价16元，黑市上则被狂炒到120元。那位朋友和妻子又一起找到了我，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了1000元钱，要求换回原有一半的股票。”赵先生回忆说。
事实上，不光局外人没有想到，就连当时的始作俑者、万科的领头人王石也没有想到。王石后来回忆：“职工分股的40%中，应该说我至少可以分到10%。但是，当时我绝对没有要。”如果王石当时真的分到10%的股份的话，现在他的个人资产肯定数以亿计。然而，更令王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当初只是想摆脱上级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
买股票发财变得堂堂正正
相对深圳股改的火暴场面，内地企业除了眼红之外，似乎不敢跨雷池半步，它们更习惯倾听中央的口气。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新增加的八个字，还不足以鼓动内地政府和企业的信心。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终于给中国内地的观望者服下了定心丸，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行动了。山东省诸城市就是中国内地股份制改革的发祥地。
改革开放后，山东省诸城市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遇到了与深圳企业同样的问题—-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1992年下半年，诸城市开始在国有小型企业电机厂试点。1993年5月，开始对城乡企业全面进行改制。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诸城全市288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中的277家就完成了改制，而且277家中的210家采用的是“卖光”形式，即把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百分之百卖给职工，全体企业职工平均配股。时任潍坊市委书记的陈光因此获得了“陈卖光”的绰号。
得到股份后的职工，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真正作为企业主人的荣耀与责任。当时身为诸城某电机厂职工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为了能够拥有企业、自主管理企业，职工们不惜借钱也要购买属于自己的股份。我们不相信，企业真的要是实行了民主管理，杜绝了腐败浪费，会有不盈利的。”
职工们拥有股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的职代会变成握有实权的股东会，然后通过股东会罢免了原来的厂长和一些中层领导，卖掉厂长专用的小车，推举了新的厂长。第二年，工厂就实现了盈利。“到了年底，企业按股份进行了分红。拿着分到的300元红利，感觉和过年一样。”王先生提起当年的事，仍然很兴奋。
199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到诸城考察，谨慎地用“多种形式”的概括，间接地肯定了诸城的做法。随后，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纷纷派人来诸城调研、参观。据诸城市体改办介绍，他们曾经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参观团。
从1987年到1997年，历经十年的实践试验和探索，“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理论开拓终于有了结果。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改为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首次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且对“生产要素”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未预料到的变化
然而，股改所造成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97年以后的跃进式股改运动。无论什么类型、什么经营情况的企业，都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有的地方甚至出台行政命令，要求企业限期完成股改。因此，随意评估资产，粗暴处置职工配股，部分企业、部门、领导乘机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情况，就在所难免，最终导致部分企业股份配置畸形，名义上完成股改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级隶属关系，甚至有的企业以股份制改革为名进行非法集资，一些垄断性企业则形成诸如职工控股会之类的内部职工的利益小集团。
另一方面则来自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工业生产毕竟不同于农业，职工们经历了获得股份的短暂喜悦之后发现，他们微薄的股份并不能像农村中承包的土地那样，可以由自己独立保管和经营。每个职工手中的那点儿股份，只是整个企业产权的几千分之一，根本不能唤起他们对整个企业的责任感。最初的热忱过后，企业又陷入了无人负责的尴尬境地。
1997年的山东诸城市，早已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然而，改制五年以后，企业又面临困境。按照时任诸城四达公司副总经理倪少波的说法：诸城打破了大锅饭，又做起了小锅饭。企业实际经营者因所持股本份额太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感。
诸城市股改之初之所以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是卖方市场，只要能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就不愁没有效益。但是，1997年以后，随着中国市场逐渐形成买方市场，企业的发展更依靠企业管理层的经营和市场开拓，企业经营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原先股份分配过于平均，企业经营者的管理、经营作用被严重忽视，最终导致他们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又重新陷入混日子的情形。
于是，诸城市委决定向青岛、武汉等地学习经验，力图改变股权分配过于平均的弊端。诸城市的主要做法是推出干股制、贷股制，大大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字，诸城市162家改制企业中，董事长持股50%以上的56家，占34.6%；董事会成员(不包括董事长)持股50%以上的45家，占27.8%；职工或持股会持股50%以上的32家，占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