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为联想的“产权自由”动足了脑筋

对于65岁的柳传志来讲，联想的产权改造是他终身最大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必须在未来的五年内彻底的解决它。而联想的产权改造会有很多的困难，第一：规模太大，出让价格的高低，非常容易引起大的争议，第二：进来的那个民营资本，不能够干扰到现在联想业已形成的经理人治理结构，所以时机和人选的选择变得非常的关键。

先说时机。联想自1984年成立以来，是一家百分百的国有企业，柳传志一直在为联想的股份清晰做努力。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柳传志乘机提出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此方案的设想，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所有，45%归于员工。对于这个方案，中国科学院没有异议，但是却立即被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打回，毕竟在当时，如此大胆的股权清晰尚无先例，谁也不敢担当“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柳传志当即退而求其次，他提出了红利分配的方案：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在这一部分，中科院有完全的决定权，开明的院长周光召对联想情有独钟，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

在当时，联想身陷重围，未来混沌而黯淡，这些数字都是“纸上财富”，并无现成利益，因此，从中科院的领导到企业的员工，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10年后，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言辞之中，分明是百般的侥幸。

2000年，正是在这个方案基础上，35%的分红权又在柳传志的努力下变成了股权，而当时正是全球网络股破灭的一年也是联想经营非常困难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联想出让29%的股权，又处在联想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刻，柳传志在转让时机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说人选。联想在股权挂牌时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专门为泛海所设计的。如果从战略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泛海集团对于联想来讲是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可有可无”。所谓“可有”，是因为泛海是中国老资格的民营企业，资产规模非常大，董事长卢志强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全国政协的常委，所以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所谓“可无”，泛海的产业主要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跟联想几乎没有产业衔接的可能。而从现在公布的入股协定来看，未来五年内泛海不得干预联想现在的经营战略。

所以，从时机和人选的选择来讲，这一次的转让是典型的柳式转让。在柳传志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有一条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弯”。以今看来，在他拐过的所有大弯中，产权改造无疑是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议论至此，其实一个问题已经逼到了喉咙口：既然柳传志团队对联想的贡献那么大、信心那么足，既然中科院已决意把联想的部分股份出售，为什么不直接就让柳传志团队来认购呢，比如让联想职工持股会也参与竞购，或者允许柳团队另组投资人组合来竞购呢？为什么需要到马路上去拉一家不相干的企业进来，而且还要以如何“唯一设定”的方式售定呢？

这样的问号，在过去十年的中国产权改革中实在是出现了无数次，健力宝的李经纬这样问过，长虹的倪润峰这样问过，科龙的潘宁这样问过，春兰的陶建幸这样问过，海尔的张瑞敏也这样问过。

可惜，栏杆拍遍，竟无人应对。

柳传志是企业界出了名的“君子”，向以儒家自许。二十多年来，为了联想的“产权自由”动足了脑筋，在这一过程中，他首先必须保持“回避”的姿态以自净，同时，他却又必须为这家公司的兴衰赌上一生的心血和信用。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坚忍意识以及“拐大弯”的智慧，才让联想能一次次的成为“侥幸”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