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与中国先于欧美复苏而实现经济运行V型反转的冲动相伴随，中国通胀的断言及呼声也响成一片。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产能与产品过剩，使通胀发生的时间及幅度受到很大抑制，中国未来6－12个月可能出现的不是通胀，而是不断被吹胀的资产价格泡沫。
经济运行下滑结束后的低位起伏或波动期，与资产价格泡沫拉升的消费品价格上涨期的同步，可能导致滞涨现象出现。
滞涨不仅可能会加剧实体经济困难，而且可能会诱发房市“崩盘”与滞后的金融风险。
首先，外力助推的房市超长期持续上涨及过剩无限加大了其“崩盘”的风险。
中国房价的持续上涨主要是外力推动的，表现为3个方面：
一是政策规定导致中国城乡房地产市场分割，农村宅基地及房屋被排斥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不能交易而推升城市房价。
二是政府与房地产商存在利益一致而导致的“行为捆绑”，地方政府借助地产商推高地价而获取更多土地出让收入，地产商的违规及“超额利润”行为受到行政力量的变相保护。
三是地产商通过对部分学者及媒体的收买，不断向社会公众强制灌输房产稀缺及价格会继续上涨的观点。正是各种外力的结合不断助推房价上涨。
就中国房市而言，一方面是房价的不断上涨，一方面是已建成商品房的不断积压及过剩，两者之间相互背离度正日渐加大。
无论助推房价的外力多大，房市仍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外力只是延长了房价上涨的周期，但不可能无限延长。当助推房价的外力因突发因素中断时，也就是房价下跌日的开始。
房价的上涨是非理性上涨，一旦下跌开始，也可能是非理性下跌。非理性下跌与房市自身运行规律作用的结合，极有可能导致一段时间内中国房市的“崩盘”。房地产与众多产业的关联性，决定了房市“崩盘”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更大破坏性。除此以外，还会使众多中高价买入房产的社会公众遭受财产减值及部分家庭（个人）负债表资不抵债。为防止及避免房市“崩盘”，政府应及早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其次，货币政策执行中的“两次偏离”埋下了滞后金融风险的隐患。
对经济周期波动最有效的调控手段是货币政策。在2003-2007年这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使用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经济的过快下滑中使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整体判断，两次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及思路十分清晰，但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存在“偏离”。正是两次货币政策实际执行中的偏离，使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滞后的金融风险。
先看从紧货币政策着力点的时间偏离。为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及流动性过剩，2006年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此次从紧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无论是贷款利率提高的着力点，还是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着力点，集中在2007年下半年及2008年上半年。除了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手段，信贷规模在2008年9月之前的严格控制，也对实体经济活力产生很大抑制。从货币政策着力点有效作用6-8个月的滞后性看，从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抑制作用恰与2008年下半年经济运行过快下滑期相重合。这种时间上的重合，是从紧货币政策着力点的时间偏离导致的。
再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着力点的力度偏离。为抑制经济运行的过快下滑，2009年9月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08年9-12月的4个月内连续5次降低贷款利率，贷款利率在极短时间内下调的幅度及次数，前所未有；二是2009年1－6月实现了7.37亿的信贷规模，信贷额度增长惊人，也前所未有。从两个着力点的表现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已经转变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着力点的力度偏离，或许是为了过度刺激实体经济。
两次货币政策实行执行中的时间偏离与力度偏离，导致实体经济在12-18个月的短时间内承受了从过度抑制到过度刺激的巨大外力冲击。由此带来的是实体经济内在活力复苏周期进一步延长及对商业银行的更大拖累。因此，要警惕实体经济困难对金融业拖累而导致的中国滞后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