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山西由于众多的私人煤矿被国企收购，而从煤炭行业腾出的资金就有3000亿，那么煤老板们的钱是否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投资渠道了，这引起了网上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产业领域仍面临严重资金缺口，特别是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普遍融资难。这些企业找银行贷款无门，谋上市挤破门槛，通过民间借贷等灰色方式融资则麻烦重重，而部分民间资金参与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过刚刚开始试点。
这种资金总量供给充足和具体融资渠道不畅的矛盾，无疑是对决策者的现实考验。这表明，鼓励民间投资，放开市场准入，已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该下大决心了。
至于如何放开，各方政策建议已非常充分，国务院相关会议也有明确表述，既包括金融层面的准入放开，也涉及产业层面的投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政策思路能否尽快全面落实，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能否突破口惠而实不至的尴尬？
从金融层面看，国务院近期提出，要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而积极的政策动向，既给民间资金以出路，也可以市场化方式解商业银行之围。即使从全球看，硬要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倾斜，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也容易增加银行风险。而化整为零、无处不在的村镇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则可根据其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度，灵活处理个人或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
实际上，即使在政策未放开之时，在民间资金相对充裕的山西、江浙、广东等地，早已顽强生存的地下金融形态，一直在进行融资活动。与其让它们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不如放开准入限制，让更多民间资金在阳光下开展金融活动，于人于己，于国于民都更有利。
此外，更广泛意义上的金融行业进入限制，也应当逐步打破。比如，以民间资金为主设立的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和资产管理公司，乃至较大规模的商业银行等，都是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所必需，决策者既不应让国有资金长期包办，更不能只给外资特许。须知，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民营化，乃大势所趋，早放开，早发展，早做大。
从产业层面看，我们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浪潮持明确反对意见，且深信其逆市场规律而动的低效率，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埋下更多隐患。无论此前的钢铁业重组，还是近期山西大规模整合私营煤矿，多是在不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情况下急速推进的，是典型的政策意志强加于市场竞争，极大挫伤了改革30年来已成潮流的民间投资热情。
我们当然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不可能像欧美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连军工业也可以基本“去国有化”。我们也认为，国资在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产业占有和经济比重，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过快地完全放开，反而容易引发权钱勾结和社会经济混乱。但这并不是阻碍民间投资、限制民资进入各产业领域的充分理由。或者说，国资优化发展，与民资开疆拓土不矛盾，关键是国资不要无处不在，不要无原则逐利而动。
因为无论资金实力还是资源整合，再大规模的民资和民企，都难与国资和国企正面博弈。在政策的先天强势之下，朝令夕改的事随时可以出现，民资和民企相当弱势。几年前转给民资的煤矿可以一夜之间强行作价收回，有大量民资介入的房地产、食品等竞争性行业，自然也可以在政策保驾之下，被越来越多财大气粗的国企分而食之。
这反映出我们对国资的产业边界，仍然存在认识不清及行动反复的顽症，对民资和民企的做大做强还很不放心。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更多产业领域向民资放开，就会仍然是句空话。即使今天勉强开了口子，民资进入时也会犹豫再三，且留有后手。比如山西的煤老板们，为何急功近利野蛮开采且不顾生产安全，除了钱权勾结下的暴利诱惑，他们更担心开采权随时生变，怕投资打了水漂，因此不会有长远打算，宁愿以投机方式快速掘金。
说到底，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的产业准入和持续经营权利，不给民间资金以合乎法规的安全保障，无论山西煤老板们的3000亿元资金，还是银行里数十万亿的存款，都容易走极端，要么变成快进快出的投机资金，要么仍以最笨的方式趴在银行不动。而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干扰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长。
其实，当前许多地方财政吃紧，包括4万亿元刺激计划在内，中央专项资金或有财政和信贷支持，各地配套资金其实多无着落，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地方普遍缺少资金投入，而这些领域又往往限制民资的全面进入。在范围更广的服务业，直接的投资限制或许不多，但相对沉重的企业税负和各种隐性成本，同样令民间资金缺乏足够投资热情。
因此鼓励民间投资，放开市场准入，不能靠几句政策表述，而是要决策者痛下决心，敢于伤筋动骨，打破国资的制度性优势，真正给民资以自由。否则，山西煤老板们的3000亿元资金，以及更大量的居民储蓄，随时会平地起风浪，猛烈拍打中国市场经济的脆弱堤坝，让我们防不胜防，一损俱损。
送小煤矿退出历史舞台
从可续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小煤矿早该整顿，早该加快兼并重组。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山川大地，对得起子孙后代，此事无关“国进民退”。
按照时间表，山西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及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以期在全国率先终结小煤矿的“资源新政”，已于近日初见成效：2000多座年产不足30万吨的小煤矿，大部分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这些饱受诟病的小煤矿，将逐步并入中煤、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等大型煤炭企业。
小煤矿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实行了几十年的“有水快流、分散办矿”的粗放式办矿体制终于寿终正寝。无数有良心的中国人为之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心口一致地高声表白：不烧带血的煤炭，不要带血的GDP。
曾几何时，小煤矿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产煤大省山西，高峰年的煤矿数量曾接近一万座，而且80％以上都是小煤矿。全国有多少小煤矿？统计不详。不过，已知的是自2005年以来，已关闭小煤矿1.2万多处，淘汰落后产能3亿吨左右，可是各地的小煤窑仍然多如牛毛。一句“有水快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渴望发财、暴富的欲望，带着不受羁绊的野性，洪水猛兽般扑向了山川大地，不计任何后果地将一片锦绣江山挖成了百孔千疮。
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收回难。为治理小煤矿之患，这几年，山西不断通过提高“门槛”以强化产业的集中度，9万吨、15万吨、30万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压掉了几千座小矿，但至今山西仍有2600座煤矿，而且八成以上年产不足30万吨。
放眼全球，可能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千军万马挖煤，漫山遍野放炮，放下锄头就是煤老板。纵览世界产煤大国，澳大利亚排名前5位的煤炭企业，产量占了全国总产量的七成以上；美国排名前4位的煤炭企业，在全美的生产集中度达45％以上；印度最大的煤炭企业的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近90％；而德国所产近2亿吨煤炭，全部由一家公司生产。而在中国，小煤矿却大有“独占鳌头”之势。
既然小煤矿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成规模地出现，那就一定有它生存的道理。也许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它给一些地方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因素，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小煤矿的存在是弊大于利、失大于得、悲大于喜。小煤矿展示给人们的弊、失、悲，第一是矿难频发，第二是资源浪费，第三是环境破坏。
不是说国有企业、大型煤矿就绝对不会发生事故，但山西省近两年的矿难统计显示，地方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国有重点煤矿的3.8倍，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则高达国有重点煤矿的11.3倍。50多年来，山西煤矿事故累计已造成1.7万人死亡、1.3万人伤残。
中国煤炭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37％左右，但矿难死亡人数占到全球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而中国矿难的90％发生在小煤矿。原因很简单，小煤矿采用的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多数小煤矿机械化程度不到30％，靠“人海战术”维持生产，比如山西40％的煤矿产能还停留在放炮开采、畜力运输的阶段。如此生产条件，透水、瓦斯爆炸、中毒等事故层出不穷，不死人，不伤人，才是咄咄怪事。
小煤矿要煤不要人命，为追逐暴利，对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统计显示，小煤矿的资源回采率一般只有20％左右。换句话说，每采1吨煤就要破坏和浪费4吨资源。按山西小煤矿年产量3.5亿吨计算，每年破坏和浪费的资源高达14亿吨。
只要挖煤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这倒没有大小矿之分。但小煤矿“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对环境的摧残就更加肆无忌惮。山西每年因采煤遭破坏损耗的水资源多达15亿立方米以上，采煤造成山西5000平方公里国土“采空”，引发严重地质灾害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每年新增塌陷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在小煤矿遍地开花的地方，曾经美丽的家园与河山已经面目全非。
如此看来，小煤矿早该整顿，早该加快兼并重组。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山川大地，对得起子孙后代，此事无关“国进民退”。
山西煤老板转型政府须明确责任边界
山西是我国产煤大省，但全省30万吨及以下的小煤矿占了近七成，“多、小、散、低”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使得在人们心目中，山西煤炭往往与环境污染和重大矿难事故画上等号。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种“鲜血换乌金、人命换GDP”的局面委实难以再持续下去了。
有鉴于此，山西有关方面今年痛下决心，推出了煤炭业重组的新举措。预计到2010年底，山西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这也就意味着，数千名山西煤老板将从煤炭产业退出，转而进入其他新的行业。据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有高达3000亿元的资金。
从历史经验来看，山西煤老板转型可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以前，在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部分有先见之明的经营者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2008年以后，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倒逼机制和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下，更多煤老板被迫进行集体转型。前者由于有一个较长的战略转型期，可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重整规划，多数都能安然过渡；而后者则是失之仓促，前景难料。
经营过企业的人大多有切身体会：在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由于掌握了资源、成熟技术和上下游人脉关系，常常如鱼得水；而一旦被迫放弃原有优势，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两眼一抹黑，必须在付出大量的学费、经历无数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方能逐步摸清门道。而一些走错方向的企业甚至可能就此夭折。
根据新闻报道，这些过去只会采矿挖煤的煤老板们转型的方向包括现代农业、新能源高新技术项目，以及小额金融等领域。笔者相信，这其中肯定有不少成功的例子，诞生出又一批新“晋商”；但失败者想来应该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和金融业在高利润的背后，同样也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出手帮扶，以及如何帮扶才算合理？
说实话，在国人心目中，煤老板的形象并不佳。他们或被视为暴发户，或让人联想起马克思笔下那些“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更有甚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官煤勾结”、“黑帮老大”等丑陋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而从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看，如何投资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自然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发挥作用，实现市场出清和企业的优胜劣汰。
但煤老板们与政府的关系偏偏又不是那么一清二白。回顾山西小煤矿发展史，可谓“其兴也政府，其衰也政府”。当年没有政府默许的村级煤矿承包和抓大放小，也不会有后来小煤矿的如日中天。而此番政府力推国有煤矿并购小煤矿，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政府运用公权力单方面强行变更契约。政府有责任做好善后工作。此其一。
其二，当煤老板们退出煤炭行业后，也就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资本了。而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无论进入哪个领域，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行业准入门槛的问题。当煤老板们试图转型时，能否公平享受“国民待遇”显得尤为重要。
不过，笔者更大的担心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煤老板们关怀过度。煤老板们曾是地方GDP和税收的重要贡献者，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升迁影响不可谓不大，由此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即便煤老板们现在被迫转型，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看，依然倾向于维持这种互利关系，希望将那3000亿元资金留在当地。作为承诺和回报，地方政府是否会在此过程中出现非法占地、贱卖国有和集体资产等现象，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对煤老板们在转型期的“阵痛”坐视不管和管得太宽，都是两个不可取的极端。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自己的责任边界。
政府应引导煤老板3000亿资金流向
国际金融危机对山西而言实际上是一次机遇，在煤炭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该省实施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方案。按照计划，到2010年底，山西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由目前的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这意味着，山西数千名“煤老板”将从煤炭经营前台隐退，成为幕后的股东，或者从煤炭产业退出，进入新的投资和产业领域。而据业内人士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9月21日)
3000亿资金的去向引发人们的猜想并不意外，因为“活钱”的大规模流动对于市场而言并不全是好事。此前房地产市场即有所谓“温州炒房团”的先例，炒房资金所到之处几乎应声引发当地房价飙升，但随着它们的快速撤出，被严重高估的楼市随之陷入低迷。于股市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人们有理由警惕“煤老板”手中所持有的3000亿“活钱”。
好在，媒体的报道表明，尽管一部分资金进入楼市股市不可避免，但是3000亿“煤老板”资金中的大部分，是在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项目以及小额贷款等领域寻求出路。考察3000亿巨资的流向，其实也是在考察数千名“煤老板”们的“后小煤窑”时代的转型之路。现在的问题是，“煤老板”们囿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经营素质，加上民营企业通常运转过程中的种种制约因素，无论是事业的转型还是资金的寻求出路，都还存在着不少艰难之处。把“煤老板”和艰难联系在一处，估计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充满荒谬。曾几何时，“煤老板”们的身影一般只会和豪华车、奢侈品联系在一起，或者出现于矿难和权钱交易之后。
必须承认，“煤老板”们的确没有太好的名声。但是，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漠视这一群体的转型探索，或者放任3000亿资金进退去留的理由。如果苦心孤诣地突围却处处遭遇不可逾越的围墙，那么我们将很难保证“煤老板”手中的巨额资金成为出入楼市、股市兴风作浪的投机资金。更重要的是，“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实际上也是资源经济的转型之路，3000亿资金的投向探索实际上也是民间资金的突围之路。资源和传统能源终究会有枯竭的一天，建立在输出资源能源之上的发展模式必须寻求可持续的替代方案。数千名“煤老板”的事业转型，应该是资源经济转型的演练。同样，民间资金如何转化为民间资本，并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不是掣肘因素，3000亿资金可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计较社会对于“煤老板”们的道德评价，而是应当从破解经济课题的角度来关注3000亿资金的流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有必要对“煤老板”从“小煤窑”向“非煤”产业转型提供必要的帮助。世界经济运行的规律表明，每一次全球性经济波动之后总是会跟随着一波崭新模式的经济增长，本轮金融风暴将会催生新能源、物联网等新产业。这对持币观望的“煤老板”而言，同样是难得机遇。当然，这不是他们谙熟的领域，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保证“煤老板”手中的资金变身为可以获取稳定收益的资本。同时，放宽民资准入的范围，尊重民资运作的自主，依旧是需要重申的话题。
“煤老板”可以成为历史概念，他们手中的资金流向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关注这一问题，不在于惧怕因此引发的消极后果，而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个关于资源经济转型、民间资金突围的积极标本。“煤老板”3000亿资金到底流向何方，不妨拭目以待。
山西煤老板的钱能往何处去
当下，金融危机似乎成了“国进民退”的一个好借口，而这一借口往往又以“产业升级”为支撑。由于一些地方对产业升级的理解基本上还处于“做大规模”的阶段，这就导致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被国有化”，以便实现所谓的“规模优势”。但“被国有化”真的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吗？
最近在山西省，出现了煤炭行业的大重组。
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的规划，重组完成后，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个缩减至100个左右。对现有民营煤矿实行国有控股，将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达到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在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而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数千名山西“煤老板”要么被迫成为大型国有煤企的小股东，要么从煤炭业退出，另谋新的投资领域。
“产业升级”当然会淘汰一批效率低效益差的企业，这是正常的市场过程。但眼下的煤企重组却让人感到有点困惑，因为并不是效益好的并购效益差的，而是规模大的吃了规模小的。产业升级的思路被转换成了“做大就是升级”。然而做大与做强不是一回事。并且，大型的往往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在一开始就因为各种政策与金融服务方面的限制，在发展规模上受到制约。当然也不能排除在监管空缺地带，民营煤企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顾企业伦理的短视行为，例如使用童工、污染环境、矿难频发等。但普遍而言，国有化的低效率是市场经济改革之前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察。
借着金融危机，打着“产业升级”的旗号，实行事实上的“国进民退”，这将可能在未来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首先，在“国进民退”的领域，一方面是低效率的国企进驻—-尽管不能排除个别企业的确有可能获得改进，但大部分企业要么陷入效率低下的窘境，要么是依靠行政干预获得所谓的市场份额，从而压制市场竞争，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另一方面，这一领域内民间资本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这也是何以煤老板尽管手上有钱，也不得不被迫转向其他领域的原因。
其次，倘若煤老板要用钱投资其他领域，他们有好的去处吗？答案也不容乐观。决策部门时常担心房地产和股市有泡沫，但是对于其他的投资渠道限制较多，或者是政策方面的限制，或者是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挤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等，等于变相鼓励民间资本只能进入资产市场，从而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而要解决资产的泡沫问题，至少部分取决于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放开。
要使得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难问题刻不容缓。
